价格松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通货膨胀。
实际上，自从1979年年底，京城统一提高了猪肉、羊肉、牛肉、家禽、鲜蛋、蔬菜、水产品这八种副食品的价格以来。
仅仅经历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平稳期，这八种副食品的价格就开始有脱缰之势，陆续开始上涨。
翻过年来，甚至还出现了相关产品搭车涨价，和大量议价商品充斥市场的现象。
比如散装啤酒，国家定价是一大碗一毛八分钱。
可由于商品短缺，京城有的地方就自己提高了两分钱，卖两毛钱一大碗。
顾客当然不乐意了，宁卫民的邻居罗师傅就较过这真儿。
“不是一毛八吗怎么变成两毛了呢再说了，你给的也不是满满一碗啊”
服务员却满不在乎。
而且正因为工作量增加了，没个好气儿，话当然是横着出来的。
“就这还没货呢你要喝就喝，不喝拉倒反正你不喝有人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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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你小子够横的，你还讲不讲理”
“你要讲理是吧告诉你，别家都往散啤里扔冰块，知道不知道我没这么干就够对得起你了，你喝得可是纯啤。挺大岁数怎么占了便宜还卖乖啊”
于是两人就吵了起来，弄的不亦乐乎。
啤酒尚且如此，像蔬菜这样每日都离不开的生活必需品就更严重了。
尤其这东西还是分等的，一向是什么等的，卖什么价钱。
想想看，每天那么多种菜要凑在一起对外销售，那是相当复杂的价格体系。
自然就更容易出现争执，以及商店擅自提价的问题。
于是为了防止类似情况，政府的临时应对之法，就是让报纸每天公布政府颁发的调整价格通知。
老百姓呢，便因此养成了带着报纸去买菜的习惯。
只有这样对照的看着，才能知道商店是不是乱涨价啊。
可惜这种办法纯属理论性的，很多时候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像宁卫民的邻居米婶儿，就是煤市街副食店里卖菜的，对此体会最深。
比如说有一天，按照报纸上的价钱，小白菜儿应该是两分钱一斤，调低五厘钱。
可副食店还是按照前一天的价格，就是一斤二分五厘来卖。
结果因为菜价多了五厘钱，当天便屡屡有顾客提意见，和米婶儿争论。
偏偏这副食店和餐馆还不一样守着家门口儿眼瞅着好多都是熟人。
米婶儿委屈也没法摔咧子啊，只能好言好语解释。
“各位街坊快马赶不上青菜行啊。那么多种菜都一天一个价儿，哪儿来得及调整呀何况领导就让我按这价儿卖那我也没办法啊。大伙儿都理解理解，多收了钱是国家的也不是进我兜儿里”
如此卖了一天的菜，也着了一天的急。
米婶儿嘴皮子差点没磨破了。
就这，还好几次差点没忍住，悬得乎的呛呛起来呢。
很可能今天的人看到这儿会说多五厘钱或者少五厘钱不就是半分钱吗至于的吗
可当年就是这样，还真至于。
说白了，除了大家收入少，关键是当年的钱，真可以做到一分钱掰成八瓣花。
拿小孩买糖块来说经济账就能算得比半分还细。
同样也是这个时期，京城有一个顾客在京城晚报上刊登文章专门给商店的糖果柜台提了意见。
文章指出，一斤水果糖块是一元一毛一分钱数量应该在一百一十四块左右。
那么以此推论，一毛钱起码应该给十一块糖才比较合理。
可是有的商店收了一毛钱售货员顺手抓了七八块给孩子这是不对的。
应该童叟无欺嘛对于小顾客更不能欺骗。
这件事，当然不至于这么上纲上线。
因为商店又不是售货员开的，人家图什么啊
只能说是图省事罢了
可这也更加证明了一点，当年的人们对价格就是那样的敏感。
所以，从1980年开始，“价格”这个词开始逐步成为社会最受关注热点词。
从此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各种调查中。
有关商品“价格”的关注度，几乎总是排在第一或者第二位的。
这种敏感性和热度，就像今天的人们面对房价问题似的。
也是从这时候起，物价大检查开始盛行，物价局变成了非常出名的局。
各地的物价检查所、监督站，也成为了最威风凛凛的实权部门。
要说实话，这样的历史时期其实是个挺特殊的时间段儿。
整个社会上上下下，多少有点缺乏安全感。
大多数人的心里既感到飘忽，又觉得惶然。
因为几乎人身边都有急需解决，却又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
或是为工作，或是为生活，或是为家庭，或是为子女，或是国家大事，或是柴米油盐
尤其是出于对“摸着石头过河的”未知，不知国家与自己的未来究竟会朝什么方向去变化，更是让人们感到如同脚踩在棉花堆上那样忐忑不安。
但也别说，偏偏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宁卫民这小子倒是越活越如鱼得水了。
这当然得归功于他身为一个穿越人士的特别属性上。
要知道，目前这些让大多数人困扰不已的问题，对于熟知历史走向的他来说，却完全没有“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的担心。
是的，东西是在涨价。
而且所有副食品，都在涨。
这还是建国之后头一次，人们感到生活成本在持续性的一日高于一日。
可这在未来，那就是天天都在发生的事儿啊。
他宁卫民什么没见过啊
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
哪一样，不比眼下这涨势凶猛啊
就连他喝穿越的那顿酒饭，桌上一盘红烧肉，成本都过百了，不也该吃照吃嘛。
说白了，他根本不在乎眼下这小白菜涨个几分，肉贵上几毛的。
这全是小打小闹，老百姓早早晚晚会适应的。
何况反过来说，他宁卫民又是靠什么吃饭的啊
作为一个来自未来，立志靠投机生发暴富的人。
当然体制越放松，价格越灵活，于他越有利了。
他真正无法适应的，倒是刚穿越过来时，那种严丝合缝，一点空子都找不到的社会环境。
说真的，要不是当时身边幸好有个康老头，能指点他去东郊垃圾场讨生活。
别说他没有丝毫办法抓住从身边溜达而过的猴票了。
光每天去哪儿弄柴米油盐，怎么填饱自己的肚子，就够他发愁的了。
而现在这社会环境，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物价一松动，感觉干什么都好说了。
就拿吃早点举例，他刚回来那阵儿，没粮票的话，人家当真不卖。
不是人家死性，是制度死性。
不收粮票店方没法入账，也没办法进粮油。
现在就灵活多了，有点市场经济的意思了。
钱能顶粮票用了，如果身上没带够，只要肯加点钱，一样可以买。
另外，尽管回城知青越来越多，公交车越来越不好挤了。
可这对宁卫民而言也是一件好事。
要知道知青返城，暂时难找到工作，这必然给许多家庭带来了额外经济支出。
时间一长，再加上物价的变动，很多家庭就受不了了，不得不把家里值钱东西送到信托商店。
像二手全钢男表一向是信托商店的热门货。
原本宁卫民想买比较新的，不是很容易，只有较大的信托商店才可能见着。
特别是像沪海牌、京城牌、双菱牌这样的一类全钢手表，那更得碰运气。
但现在随便街上一家信托商店，少说也有六七只适合翻新的一类全钢手表可供他挑选。
甚至还能见到浪琴、欧米伽、劳力士、梅花、西马、罗马、大英格、百浪多诸如此类的进口表呢。
还有外汇券这东西，更是万能的解决货源渠道。
只要舍得花钱兑换，无论什么稀罕东西都能从友谊商店买到。
所以市场上可供宁卫民选择的货源也越来越丰富。
他不但足可以供得上那帮盲流子的需求。
甚至他都琢磨好了继续忽悠盲流子们得套路了。
那就是继续进行消费升级。
国产表买完了之后，他可以忽悠他们买外国表啊。
外国表之后可以买话匣子，话匣子之后再买自行车，买三轮车，甚至还能买电视呢
人的欲望就是个无底洞。
只要这帮盲流子有铜、有钱，那他就可以“无穷匮也”的吃下去。
他现在真正担心在意的，反倒是工业券千万别太早取消了。
那会直接影响他的收益。,请牢记:,免费最快更新无防盗无防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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