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日子里，宁卫民一下子进入到极度繁忙的状态。
因为银座的坛宫分店要想顺利开业，还有太多的后续工作需要去做，并不是只把人从国内带过来就算完事。
除了他要帮助这些国内来的职工，尽快适应东京的生活，熟悉分店的工作环境，规范他们的工作流程之外。
刚装修好的店铺和后厨，餐厅里的舞台，甚至是进货通道和库房，他都得带着这些人仔细演练演练。
看看还有什么不合适的，有碍经营和实际操作的地方，必得在开业前解决问题才是。
还有，宁卫民秉承“博物馆餐厅”的经营理念，为增加银座坛宫分店的文化情趣，营造出相应的文化氛围，这次还专程从京城带过来一批比较特殊陈列品。
比如说，电影火烧圆明园中咸丰帝和两宫皇后整套朝服、盔甲的复制品。
乾隆朝内务府膳单、膳牌、菜谱，以及御用酒具、餐具、手炉、酒膳食挑的复制品。
明代京城宫殿之图的复制品。
末代王爷和来自日本的末代王妃傅杰、嵯峨浩夫妇的亲笔题字。
整套三国演义的绢人，用蝉蜕制作的毛猴布置的乾清宫御膳房的场景。
以及九龙戏珠的宫灯，花卉果品料器盆景，瓜果蔬菜摆件，飞禽走兽的彷生瓷，螺钿的漆器、鎏金的如意，粉彩的葫芦、珐琅彩炭火锅子等等。
这些东西统统需要他费心思安置妥善展示位置，并且科学合理安排好照明灯具才是。
何况最重要的是，菜品的原材料选用，也得抓紧时间尽快确定，这才是当务之急。
别看宁卫民和厨师们已经拟定出了比较合理的菜单，也早在东京就联系好了食材、调料的供货商。
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设想，仍然是一厢情愿，并不是完全从实际出发。
来到东京之后，为了尽可能的排除经营风险，最大程度追求菜品的质量和口感。
宁卫民就必须得带着厨师去摸清东京本地的口味，食材行情，掌握日本市场上的食材种类和特性才行。
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会不计金钱，先带着国内的这帮人海吃海喝了足足两天。
然后又和厨师们组团去逛了附近的筑地市场。
什么鸡鸭鱼肉、海参鲍翅、松茸蘑孤、蔬菜水果，买回来不知道多少。
不但几乎按照预定的菜单做了一个遍，甚至有的菜用不同材料做了好几遍呢。
这真的不是无用功。
别的不说，光家禽选用上的较真就极有必要。
要知道，在日本可是吃不上活鸡的，而且冷鲜鸡和冰冻鸡的质地也不大好。
市面上见得着的，老百姓能吃到嘴里的，基本都是西方种。
什么美国罗德岛红鸡，英国白科尼什肉鸡，价钱便宜，但柴而无味，完全不符合坛宫烹饪菜肴的标准。
对于国内的厨师们来说，其实跟木头渣滓没什么区别，尝过之后，只有嗤之以鼻。
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么大的东京，连整只的鸡都不好找。
无论超市还是菜市场，卖的鸡，全是被拆分肢解的。
当然，日本并不是没有柴鸡和土鸡，他们也有，在当地叫做“地鸡”。
可问题是，什么比内地鸡、名古屋鸡，萨摩地鸡，奇贵无比，而且数量稀少。
一只动辄几万円，十几万円，年产量才不过万只。
即便不考虑价格，想要长期稳定供货，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宁卫民带着厨师们几乎逛遍了筑地市场，才好不容易找到一种凑合能用的日本白羽矮脚鸡。
这种鸡肯定比不上真正散养一百七十天的柴鸡。
但比普通肉鸡质量上要好一些，是能吃出点鲜味的。
不过矬子里拔将军也有代价，那就是采购成本的额外增加。
这种鸡，哪怕坛宫每天都订购三十只，可供货的商户最低也要每只两千五百円。
一般的冻鸡才一千二百円，对比起来，要足足贵了一倍。
那想想看吧，连鸡都这么难选，找鸭子当然就更难了。
宁卫民他们找来找去，市面上的鸭子居然统统不合适，是买一只失望一次。
最终都要放弃了，却峰回路转，让杨峰误打误撞在一家宠物店里发现了一种京都鸭。
结果他和宁卫民一合计，俩人干脆买回去给烤了。
一尝不错，这才算是找到了一种勉强能用的鸭子。
虽然这鸭子肉质偏瘦，油脂也不够香，是做不了鸭油点心的。
但好在肉嫩，味道还过得去，鸭皮的酥脆程度也算勉强过关。
后来经过宁卫民和日本的供货商仿佛沟通，那边也答应说可以供货。
只是提出，这种鸭子都是散养的，是京都的特产，要弄到东京来，经济代价不小。
最低价四千二百円一只，每天至少二十五只的订购数量。
得，就这个价儿，都顶超市里的三只加拿大鸭了。
关键还是体量上这京都鸭子和别的鸭子根本没法相提并论。
这玩意大的才五斤毛重，做成鸭胚也就三斤冒头，比鸡大不了多少。
但没办法，小鬼子小鬼子，什么都小，这已经是当下力所能及找着的最佳替代品种了。
至于再说到鸽子嘛鸽子就更甭想了。
在日本吃鸽子可是违法的。
宁卫民要真敢在日本卖这玩意，就得坐牢罚款，距离关门不远了。
所以可想而知，这年头在东京要想把华夏美食做得不走样，有多么困难。
原材料难找到合适的不说，关键还挺贵。
哪怕按当下的官方汇率算，这都合八十八元人民币一只鸭子，五十元人民币一只鸡了。
这样的采购成本，做出菜来能不贵吗
哪怕日本人，大多数也吃不起啊。
何况一个饭庄所需的菜单，哪怕菜品再精简，也得有个六七十样才像话。
那牵扯到的食材能多达数百种，如果都这么一一选定，得耗费多少精力，多少金钱
光这件事的工程量就大了去了呀宁卫民他能不累吗
但这还不算什么呢，后面的事儿更多。
大体上的原料缺定了之后，宁卫民还得赶紧去制作日、中、英、法的四语菜单。
随之确定餐具款式、摆盘方式和服务标准的工作也就随之而来。
偏偏服务人员的数量也不够，与此同时，宁卫民还得抽时间来招聘人手。
毕竟国内调来的嫡系大部分都是厨师，这么大的餐厅，如果光指着刘建兴他们有限的几个人根本没戏。
他只能聘用一些有日本人，来扩充属于自己的伪军啊。
好在既然定性是伪军，那就没指望这些人能打硬仗。
专业技术方面不用多么过硬，也不需要丰富的相关从业经验。
真正需要他们做的，只是门口迎客，与日本顾客正常沟通，负责点菜罢了。
只要性格乐观，勤快点儿，服从管理，英语水平能和华夏员工进行工作方面的基本沟通就差不离儿。
不过也是因此，两国员工收入上的巨大差距，却是个充满隐忧的麻烦问题。
别忘了，这是日本经济高歌勐进的鼎盛年代，东京的平均工资是很高的。
尤其是服务业，工作谈不上稳定长久，还得赔笑脸。
像如今东京高级餐厅的一般员工，月收入二十五万円左右。
资深员工和管理职甚至能高达四十万円，远远超过了在一般公司就职的白领。
而且对于日本人来说，给华夏人打工或许也存在一定心理障碍。
反正与日本本地的餐饮企业相比，宁卫民要不多开点工资，人家肯定不给他干。
那他至少得用多出万円的价格才能雇到人手。
可反观来自国内的嫡系部队，那就立刻显出不平衡了。
以杨峰和江大春为例，他们在坛宫的厨师里工资是一流水平，在国内也是毫无疑问的高收入群体。
每月工资差不多能有一千块人民币，坛宫独有的节约奖金还有八百左右，全算上差不多一千八九。
出国后没了这笔奖金，有出国补助每月有五万円。
算起来他们现在比国内还要多拿一点，能有两千冒头了。
但即便如此，和日本人的收入比较起来仍不够看。
二十八万円，目前可相当于六千多人民币，这里外里差哪儿去了
合着小卡拉蜜干着碎催的活儿，拿到手的钱却是大拿们的三四倍，这哪儿说理去
当然，这倒是可以理解为一种人力成本上的优势，毕竟国内员工占大多数。
但问题是，这种便宜是不好占的，因为太过不公平。
宁卫民要视而不见，时间长了，难保人心尽失，华夏职工情绪上不出问题。
说白了，这事儿就是搁宁卫民身上，他也会想不通。
所以怎么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也是宁卫民需要尽快考虑清楚，拿出解决措施来的要务。
总而言之吧，坛宫饭庄距离开业虽然已经比较接近了，但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一大把，还基本都是急茬的。
你说这宁卫民能不操心吗他能不累吗
更何况这还只是银座的坛宫饭庄一处而已。
别忘了，宁卫民这小子自己还有不少产业呢。
惠文堂书店的改建工作，他是拜托给香川凛子了。
但他回来总得露个面儿，好好表达一下谢意，酬谢一下人家啊。
而且这段时间，书店两个店员应该又卖出去一些滞销存货，他理当给人家结清提成。
还有来自华夏的工艺品，自打去年文化节卖秃噜了，这次他从京城回来也该去给店里补货了。
大刀商社的买卖也是真好，可经营上不足的短板同样明显。
拉杆旅行箱的宣传广告需要制作，更多的销售渠道需要打通，仓储和物流上扩大规模更是迫在眉睫。
偏偏这种情况下，宁卫民还得每天尽量抽时间和松本庆子见面。
即便他是最顶级的时间管理大师，那也分身乏术，忙不过来啊。
实事求是的上，这次回东京，宁卫民是真的先公后私，舍己为人了。
基本上把个人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坛宫饭庄的事情上了。
但凡有点工夫，就是为曲笑母亲联系医院，以及兼顾一下张嫱和崔建音乐专辑的制作。
对于他自己的事儿，还真没怎么顾得上。
像惠文堂书店和大刀商社的买卖，他只是打电话问了问情况。
听说未出大事，就完全维持了原状，没做任何经营方面的相关指示。
基本上算是躺平了。
但即便如此，有些事儿也是躲不开的，比方说书店和商社的年度汇算。
在日本，三月份是会计年度的最后一个月。
3月15日是确定申报所得税的截止日期。
为此，不但整个日本都充满了年末的气氛。
宁卫民也不得不暂时扔下其他事，硬生生挤出两天时间，和自己聘请的税理士仔细对账。
否则的话，他要是敢用敷衍的态度对待此事，就有牢狱之灾的可能性。
当然了，除此之外，对香川凛子表达谢意，也一样是免不了的。
这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礼数。
但宁卫民也只能一切从简。
就是等在公司门口，待香川和谷口下班，送了些“手信”又请他们吃了顿饭而已。
要想找补一下，也只能忙过这段时间再说了。
正因为忙到了这个程度，甚至连个人名下股票和不动产涨到什么价位了，宁卫民都无暇顾及。
这对于他个人来说，可是头一次，是前所未有的“视金钱如粪土”。请牢记收藏,网址 最新最快无防盗免费找书加书可加qq群95286855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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