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这样坐以待毙。
医院方面履行了他们的义务，我也必须尽最大努力做点什么。
我掏出手机，把手机上所有能联系到的人都联络了一遍，不出预料，没有人是这种血型。
只剩下FBI 的人了。
我深吸一口气，从朱蒂开始拨号，然后是卡梅隆，他们两人都是普通的A型血。
朱蒂好心帮我问了其他一堆人——大约三十来个，我真的很感激她，卡梅隆也尽可能联系了他在日本短暂结识的一些人，可依旧没人碰巧拥有同样的血型。
我感到无比绝望，浑身从内向外地发冷，我靠在手术室外的墙壁上，强挺着不让自己因崩溃而滑到。
我最后拨了赤井先生的电话。他是我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当电话被接通，对面响起他的声音时，我忍不住失声痛哭了起来。
那个非常有安全感的声音，把我所有的脆弱、无助都勾了出来，我很想扯开嗓子好好地发泄一番，但我只开了个头就戛然止住了，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在宣泄情绪上。
我哑着嗓子问他是什么血型。
他告诉我他是B型血，常规的B型血。
果然也不是，看性格就不像是同一种血型的人。
我的身体沿着墙壁颓然滑落，滑到一半的时候，赤井先生忽然开口道：
“你可以问一下吉恩。我记得他好像是个很罕见的血型。”
阴霾的天空骤然被撕开一个口子，阳光从狭小的隙缝中汹涌而入。我立刻站直了身体，手扶墙壁，仿佛看见希望在招手。
我谢过了他，连忙拨打吉恩的电话。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逃避跟他联络。从生孩子一直到重返日本，我都没少麻烦他，他毫无怨言地帮助我，付出了很多，而我到了日本后便再也没有主动联络过他，唯一一次，就是这次寻求他的帮助。
在他眼里，我肯定是个势利的女人，他对我这么好，我真的不想给他留下这种印象，但现在我没空考虑那么多了。
电话通了，吉恩的声音显得有些虚弱，却充满惊喜：
“没想到你居然会主动联系我，我真是太感动了！最近过得——你的声音怎么这么奇怪，出了什么事吗？”
我忍住羞愧，用两三句话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并询问了他的血型。
“没错，我也是Rh阴性A型血。”他淡淡地回答道，声音没有了刚才的热忱。
接下来就是一阵沉默，他显然知道我要做什么，但却等着我开口。
我涨红了脸，有些不知如何开口。
我需要你的血，来救一个你似乎不怎么待见的人。我能这么说吗？
“我想求你帮一个忙……”我小心翼翼地措辞。
他没搭腔，看样子是要我自己把话说完。
“能不能救救他，他急需输血，可能要几百毫升……”
我已经把用血量尽可能说得很少，但安室处于失血过多的状态，绝非这些用量。
他轻轻地，有些自嘲地笑了两声。
我顿时感到自己十分可笑。他是这方面的行家，一个中枪的人需要多少血量他再清楚不过了。
我咬了咬嘴唇，涌起一种强烈的负罪感。
“你在求我吗？”他终于开口了，语气有些怪异，和平常那个阳光随和的男人截然相反，有几分残酷的冰冷。
我愣了许久，才缓缓地点头，意识到他看不见我点头的动作，便声音细小地答道：
“是、是的，求求你……救救他……”
又是沉默。虽然只持续了几秒钟，在我看来却很漫长。
“告诉我地址。”
我急忙把背得烂熟的地址告诉他，还怕他会找错，想把地址定位发给他。
“用不着。我尽快，十几分钟就能到。”说完，挂断了电话。
明明被老天眷顾了，获得了救活他的希望，可我的胸口为什么反倒郁堵起来？
不到二十分钟，我就看见吉恩出现在了医院门口，他有些风尘仆仆的，显然是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而且他一条胳膊居然绑着石膏。
原来他刚刚负过伤，怪不得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羸弱，脸色也很憔悴。
可我依旧需要他的血，需要他救安室的性命。就算他负了伤，我也只能很自私地要求他继续献血——
我简直没脸直视他了。
他走到我跟前，眼神淡漠。
我努力抬起眼睛，跟他打了个招呼。他安静地看了我好一会儿，移开目光，对后在一旁的医生护士说：
“别耽误时间了，我们开始吧。”
在抽血的过程中，我候在门外。我听见护士在里面很惊讶地说：“先生，你刚刚负伤，已经失了很多血，再献血很危险啊!”
我往门后使劲躲去，不想再听见他们的对话，心里一阵发虚。
“无所谓，我的体质很好，你放心。”吉恩满不在乎地说。
“这个有很大的风险呀！我还是和那位小姐好好商量一下吧。”
“不用找她，我自己就能决定，快开始吧，救人要紧。”吉恩有些不耐烦。
“可是必须先签一份同意书，万一发生意外——”
然后里面没了动静，一分钟后：
“我自己签字就行了吧？”
“不行，那位小姐也要同时签字！”护士小姐坚持道，并脖子一扭朝门外喊：
“夏目小姐，麻烦你进来一下，需要你也签字。”
我极不情愿地推开虚掩的房门，迈了进去。
吉恩无奈地仰面躺在病床上，没打石膏的那只胳膊裸露着，抽血的工具都已经摆好了。
我看见，他隐隐露出的胸口部位也有刚愈合的伤痕。
“夏目小姐，这位先生在半个月内也出现过失血情况，所以本次献血极可能出现无法预料的情况，一旦发生意外，需要你们自己负责，可以吗？”
我翕动着嘴唇，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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