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李绂
《虞书》戒无稽之言，而《周礼·大司徒》以乡八刑纠万民，七曰造言之刑。造言必加之刑者，诚以其妄言无实，足以变乱是非，使当之者受祸，即在身后，亦蒙诟于无穷也。幸而其言出于浮薄小人，闻之者犹疑信相半，不幸而造言者谬附于清流，则虽贤人君子亦且信之，而受之者之诬，乃万世而不白，岂不酷哉？自唐人好为，宋、元益盛，钱氏之《私志》，魏泰之《笔录》，圣主贤臣，动遭污蔑，至《碧云騢》《焚椒录》而悖乱极矣。其若可信者，无过《邵氏闻见录》，由今观之，其游谈无根，诬枉而失实，与钱、魏诸人，固无以异也。邵氏所录最骇人听覩者，莫甚于记王元泽论新政一事，严君之前，贤者在座，乃囚首跣足，携妇人冠，矢口妄谈，欲斩韩、富，容貌辞气，痴妄丑恶，至于如是，使天下后世读之者恶元泽，因并恶荆公。余虽乡曲之私，亦且切齿而莫能以相恕也。顾尝思之，元泽以庶几之资，早穷经学，著书立说，未及弱冠以数万言，岂中无知识者？是荆公薨后，门祚衰落，苟非经明行修，虽私好者，安能举痴妄少年排公论而从祀孔庙？恐邵氏之说未可凭信。今岁销暑，余暇偶一翻阅，略为稽考时日，乃知《闻见录》盖无端造谤，绝无影向。举向时之切齿于元泽者，转而切齿于邵氏也。考荆公以熙宁二年二月参知政事，夏四月始行新法，八月以明道为条例司官，明年五月明道即以议论不合外转签书镇宁节度使判官，而元泽以治平四年丁未科登许安世榜进士第，明年戊申，即熙宁元年也，至二年，则元泽久已由进士授旌德尉，远宦江南，是明道与荆公议新政时，元泽并未在京，直至熙宁四年，召元泽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然后入京师，则明道外任已逾年矣，安得如邵氏所录与闻明道之议政哉？邵氏欲形容元泽丑劣，则诬为囚首跣足，欲实其囚首跣足，则以为是日盛暑，不知明道以八月任条例司，至次年五月即已外转，始深秋讫初夏，中间并无盛暑之日也。明道长元泽仅九岁，成进士仅早十年，盖兄事之列，而韩、富年辈则尤在荆公之前，论是时德望，亦非明道可比，邵氏乃谓明道正色言：“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当预，姑退。”而雱即避去。是元泽敢言斩韩、富，独于年辈不甚远，又为其父属官之人，一斥而即去，抑何前倨而后恭耶？此皆情事所不然者。元泽既除中允、崇政殿说书，即预修《三经义》，书成，进天章阁待制，凡历五年，至熙宁九年迁学士，始以病辞。中允、说书、待制，皆侍从之官也，邵氏乃谓宰相子无带职者，神宗特命雱为从官，而雱已病，不能朝，皆妄说也。邵氏又曰，荆公在钟山，恍惚见雱荷枷杻如重囚，因施所居为寺，则鬼魅之妄说，尤不足辨。司马温公谓三代以前，何故并无一人误入地狱，见所谓十王者，伯温为温公通家子，独未之闻乎？吾不知伯温所闻于父师者，果何学也？今邵氏此说，编入正史，故不可不辨，无使元泽蒙恶声于后世，而稗官作伪之风滋长，重为人心风俗之害也。或曰：闻见录盖伯温没后，绍兴二年其子博所编，伯温不应作伪至此，或博之为之，盖是时天下方攻王氏，博欲藉此造言，希世而取宠，未可知也。
——《穆堂类稿初稿》卷四五</di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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