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员的儿子雷文开派对的地方不算特别偏远，但也鲜少有人经过。废弃已久的工厂阴森破败，墙壁上布满涂鸦，这可能刚好符合时下年轻人的奇特口味。建筑内部有许多工业管道和老旧设施，凌乱摆放几张新添的沙发。中间部分被人清理出一大片空地，地面上残留着昨晚的各种食物、酒瓶、甚至几个朋克风简易帐篷，还有全套的DJ设备。
“简直是鉴证科的灾难。”艾米丽感慨，“堕落之夜啊。”
卡尔扫了眼随地乱扔的安全套，面不改色地绕过。
雷文遇害的地方在建筑物外面的某个偏僻墙角。警方封锁线内，相关物证已经被收走，剩下最显眼的是地上一滩暗沉的血迹。
“死者面对着凶手，后退至墙壁，最后中枪倒地。”霍奇观察后说，“凶手没有在第一时间开枪。他们也许有过交谈，凶手宣判罪行或者死者试图解释求饶。无论是哪一种，凶手都不如最开始那么干脆。单纯的‘结果’已经不能满足他。”
土壤较容易留下脚印。属于受害者的步伐凌乱、距离不等，而推测是凶手的脚印则相反。
“他开始享受力量带来的快感，变得膨胀自大。”艾米丽说。
“但这有点说不通，是吗？”卡尔问，“前两次他控制得都很好，指纹、监控、目击者等等……什么都没有留下，说明他很聪明，有计划性。但这一次——隔着一堵墙壁是上百个潜在目击者，尽管他们可能不怎么清醒；凶手不太可能没注意到自己会留下脚印，但他认为被推测出身高体重无关紧要；他面对着受害人，用枪指着他，看着他后退试图逃跑。作案风险性在变高。这不是那种极度冷静自制的犯人。”
“有筹划的杀人者通常是有高智商的老手，他们会详尽调查他们的受害者，小心翼翼，现场很难找到物质证据……这是前两个案子的情况，现在和第三个案子出现冲突。”霍奇说，“两种可能。一，不同的凶手利用了字条标志进行模仿犯案。二，不知道什么原因，凶手在逐渐失控。”
“还有一个问题。”卡尔说，他对着大门过来的方向比划了一下，“穿过混乱的人群，绕过挡路的老旧仪器，走出大门拐两个弯，到这里大概有三百米了？这么远的距离，受害者为什么要在午夜狂欢正嗨的时候来到这里？”
“最好的解释是他们认识。”艾米丽推测说，“甚至是一起参加派对的朋友，于是雷文就有很多理由跟过来。但是这就太草率了。场内的任何人都有可能看到死者是跟谁出去的。”
“除非他接到了一个让他不得不出来的电话。”卡尔接道，“记得那通凌晨两点用一次性手机打给雷文的通讯吗？假设那是凶手，而凶手知道雷文那个‘逃脱的罪行’，以此威胁或引诱雷文出来见面，这就能解释了。”
这时霍奇的电话响了，是摩根。霍奇打开免提。
“好消息，雷文确实有个被判‘有罪’的理由。”摩根说，“有个女生瑞贝卡·班尼特，据说曾想要控告雷文mi奸，但是在那之前被议员的律师团摆平了，双方私下协商解决，没在警局留下记录。她的朋友说曾看到瑞贝卡的父亲威胁要让雷文付出代价。我和罗西去见班尼特先生，他承认说过，但并没有付诸行动。”
“有不在场证明？”霍奇问。
“不完全算是。他和女儿两人一起生活，瑞贝卡说昨晚十点多他们就各自回房休息了。但他们的房间在走廊两头，案发时间又是凌晨两点多的熟睡时间，班尼特先生也有可能离开又回来。至于前两个案子的时间段，已经让人去进行核实。”
“带回警局问话。”霍奇指示道。然后他挂掉电话，“现在我们知道可以威胁雷文从派对出来的把柄了。但电话这招与前两个案子的风格有冲突，又一次。我们可能有麻烦了。”
因为那意味着，雷文的案子有可能是模仿作案。
卡尔他们赶回警局时，摩根已经带着班尼特进审讯室有一阵子了。罗西在玻璃外观察，瑞德震惊地盯着卡尔。
“冲动，暴躁，易怒。这个班尼特至少不是我们前两个案子的连——”罗西刚转过头就看到跟在霍奇身后的卡尔，他诡异地停顿了一下。“——环杀手。”他若无其事地接着说。
没多久，结束讯问的摩根出来了。
“……班尼特是一名普通的水管工人，他对雷文确实充满怒气。”摩根不由自主地扫了好几眼卡尔的翅膀鞋。“但他在外面还欠了一笔赌债，议员帮他填平，女儿瑞贝卡的事就不再追究。”
“赌博，他基本可以被排除了。”霍奇沉声说，“有没有找到三个案子更多的共通点？”
“加西亚尝试了各个方面。”罗西说，“三个受害人生活在三个阶层，他们的生活轨迹总是错开。她在试着对比更详细的数据，但计算需要时间。”
瑞德好不容易从卡尔的着装中回神。
“根据法医报告，”他磕磕绊绊地说，“第一次，子弹从球员的右太阳穴打入，枪在球员手中伪装成自杀。第二次，帮派成员移动时子弹正中胸口。第三次，凶手在距离雷文至少两米外的地方正中眉心。”
“枪法不错。”艾米丽说，“我让加西亚加上射击俱乐部等相关筛选条件。”
“他的杀人方式同样在逐步变化，连选择目标的罪行严重程度也在降低。”霍奇说，“先假设不存在其他人模仿犯罪，那么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最开始那个缜密谨慎的杀手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开始失去控制力。他变得草率大意，由一个干脆利落的处决者向着享受力量的审判者转变。这不像是一个高智商罪犯该发展的趋势。”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变故。”摩根说，“某个刺激源，使他原本的想法动摇改变了。”
“或者他原本就是如此。”卡尔说。
空气可能短暂地凝滞了一瞬，然后重新流动起来。
“那是什么意思？”霍奇问。
“凶手的前两次作案干脆利落几近完美，第三次则不尽然，于是我们认为他因为某种原因而导致控制力降低，但本质上而言，最开始他还是那个非常理智、高智商的类型。但如果我们反过来看，”卡尔平静地说，“如果第三次这个显示出相对低一个等级的水平才是他的本质呢？”
“等等，我没有跟上。”瑞德说。其实这话从博士嘴里说出来有点稀奇，“凶手的水准确实在降低，但你却不认为他是因为受到某种刺激影响而开始失去理智，而是他原本就处在一个平庸的水准，不知道为什么，前面他表现出了超水准的发挥。”
“没错。”卡尔礼貌地笑了一下。
“理由？”霍奇说。
他没有表现出反对或者不耐，尽管这个想法听上去有点不可理喻。这就是一个很平常的询问。
“可能就是因为他之前做的太完美了。”卡尔耸肩，“我不知道计划型高智商连环杀手的侧写具体应该是怎样，但他的犯罪现场简单粗暴，一切都是为了目标服务，没有任何艺术性可言。砰，一枪解决。一张判决般的字条。我觉得少了点什么。”
“就像在完成任务。”霍奇顺着他说下去，“连环杀手最大的特征就是‘固定’，杀人动机、模式以及对象都不轻易改变，因为他们要满足心中一个固定的理想，一种欲望。而我们这次的犯人，最开始没有表现出他自己的欲望——太干净了，像是为了完成任务的职业杀手。但这种可能性又很低。”
“所以与其说他的水准在降低，不如说他正在觉醒成真正的连环杀手。”卡尔说，丝毫不觉得自己用词惊悚，“他从一个为了心中的正义而行刑的处决者开始，被杀人的刺激影响着，变成一个投入更多私人想法的、更加主观自我的罪犯。从另一种角度而言，他在成长。”
“但这还不能解释他‘觉醒’之前的超水准发挥。”摩根指出，“一个B级的杀手不可能随便就做出A级的现场，而如果他做出A级的案子，那么他就是A级的杀手。”
“还是有一种可能的。”卡尔把手插在外套口袋里，波澜不惊地说，“如果你提前知道A级试卷的答案，就可以拿到A了。”他微微偏过头，抬眼直直地看向霍奇，“犯人曾如此不留痕迹，不是因为他的智商超群、计划完美，而是他很清楚哪些步骤是需要注意避开的。他不需要预计规划，他本就熟悉整个流程。”
“……你不会想要这样做的。”霍奇眉头拧起，盯着他说，“这是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指控。”
“也许吧。”卡尔说，“但我不觉得他们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我只是在保持客观。”
“我错过了什么？”瑞德不确定地问，“你们——”
“你知道如果给出这样的侧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霍奇说。
“我知道。”卡尔收回视线，转而将之投向空荡荡的审讯室。单向玻璃上映出他的面孔。他对着玻璃里那个自己笑了一下，又说：“其实这很有意思。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事情总会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不到最后一刻，‘自己人’就不会被怀疑。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盲区，但谁也不会主动去触碰。”
霍奇沉默了。
“我们查不到受害者之间的联系，因为他们唯一的共通点就是‘有罪’，将他们串联起来的就是这个执法系统本身。”卡尔说，“他有正义感，但也看过了太多正义感无能为力的不公与悲剧，直到他的愤恨让他无法忍受，开始决定走上另一条道路。他熟悉如何办案，所以能完美避开所有的调查点。但他终究只是个普通人，对人命的掌控带来力量与欲望，他开始露出破绽，开始表现属于他自己的行为方式。”
“不存在模仿犯罪。”他最后总结说，“之前侧写出现前后冲突是因为弄反了犯人心理状态的顺序，而能解释这种相反顺序的原因我只想到这一个：他是个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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