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齐鲁文化,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儒家文化。
但是齐鲁文化还有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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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的经济思想不但能让齐国富强,让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许多政策惠及后世,直到现在依然值得学习。
首先,是盐铁国有化。
起初,齐桓公想要垄断市场,胃口相当的大“寡人欲对房屋楼台、树木、牲畜和人口征税,爱卿以为如何”
“大王,不可”管仲立刻出言阻止,并且将征税的范围缩小,“唯官山海为可耳。”
所幸,齐桓公比较信任管仲,最终采取了管仲的建议。
“官海”指的就是盐铁官营,“官山”指的是矿产官营。
但是二者也有一些不同。
“官海”是指国家完全收归盐铁,设置盐官,统一收购运输和销售,也包括统一盐铁售卖价格,和监督民间生产;
“官山”可以由国家收归开矿权力,但是百姓可以承包,分成利润按照三七比分配,不但可以让国君聚敛财富,比起直接垄断性的征税,不容易激起民众的反感。
在后世,“官山海”政策常被封建王朝使用,管仲也因此被称为“盐宗”。
“盐铁官营,”
“若是齐桓公坚持己见连树木都要征税,可能别说当春秋霸主,齐国早就灭亡了。”
“不需要坚持己见,管仲一死,齐桓公不就活活饿死了。”
不仅病重时不照顾,活活被饿死,死后公子们忙于争权夺利也无人收尸,最终导致齐桓公的尸体生蛆,蛆
谁能想到,曾经的春秋第一霸主,结局如此惨烈。
“管仲临死前特意提醒齐桓公不要亲近易牙、开方和竖刁,齐桓公当时把三人调走,但是没多久自己忍不住,又给调回来,从那时就可以看出来齐桓公要开始走下坡路了。”
其次,管仲提出了专业分工制度,把齐国人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要求四类人分区居中居住,各自专注自己的职业技能,不能自由迁徙。
说到这里,荆咕有话说了。
她看过管仲的书后,总觉得后面的封建王朝学片面了,就如同学儒家也学片面,只选择统治者想要的内容,并不止真正学习圣贤的精神。
管仲能被人称为“管子”,思想远比后来被迂腐儒生曲解的要开明先进。
后世因此开始排阶级,开始有了士农工商阶级划分,就没人想一想,管仲可能只是一时的顺口吗
如果管仲看不起商业,为什么自己经商,还要国家大力发展商业
除了商业,齐国的手工业也很发达,后世动不动鄙视工匠鄙视商人的帝王,先想想你们有齐国富裕吗有齐国商业发达、手工业发达吗
而且,管仲的分区居住也不是为了阶
级划分,是类似现代的商业一条街、装修一条街、餐饮一条街那种规模,是看出了工匠等人喜欢敝帚自珍,不愿意把技术传出去,同行汇聚在一起,自然而然的互相交流学习,共同提高技术。
在这样的分工分区制度下,齐国临淄诞生了世家上最早的丝织品中心,不仅国内使用,还畅销其他国家,也为管仲后来发起经济战时以丝织品为武器打下了基础。
朱元璋陷入沉思。
管仲也是分区分工,限制迁徙,怎么就被夸
自己也是分工分户籍,限制迁徙,怎么就要被骂
最重要的是,管仲这么操作怎么齐国就富足成春秋第一霸,自己这么操作就导致大明一直穷
好在,天幕为他解惑了。
管仲的经商政策非常开明,提取许多吸引外商的政策,齐国可以说是最早对外开放的诸侯国。
管仲很主动关税制度,不重复征税。提出如果在市场上征税了就不在关卡处征税,在关卡处收税了就不在市场上征税。而且,税率也很低,一般只有12,有的时候甚至直接免税。
这样优惠的税收政策,十分吸引外商,也让本国商人更有积极性。
这一点,后世的许多封建王朝都需要学习。后世的商人不但地位低,还被当做冤大头,税率高还多苛捐杂税,逼得商人宁愿出海也不愿意留在本土经商。
朱棣有些心虚。
天幕曾经说明朝后期开放海禁后,许多大明人出海求生,该不会与大明的商业政策有关系吧
地位低,税率高,还多苛捐杂税,这怎么说得这么像是大明呢
他要不要更改一下祖宗之制,提高一下商人地位
在清朝,玄烨想起明末那些投降后金的晋商,笑了“多亏明朝苛待晋商,晋商宁愿铤而走险投资我大清,才有了大清的现在。”
一个草原游牧民族,哪怕建立政权,起初也是又小又落后。
后金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大明的“输血”。
大明是允许中原与草原民族在塞外开互市进行贸易,但是货物当然是有限制,比如武器铁器,绝对不在交易范围内。
大明的主要交易物品,除了布帛等生活用品,主要是草原民族离不开但是又不生产的盐和茶叶,这两项都被朝廷掌握在手中,商贩想要做生意就得先从朝廷拿到“盐引”和“茶引”。
大明前期,茶叶完全掌握在朝廷手中,都是官营。
大明中后期,茶叶开始官私合营,慢慢的私营占据上风。
但是商人不满足于需要跟朝廷分成的利益,而是选择铤而走险,用铁器等贵重物品,交换后金更贵重的人参和貂皮、鹿茸,“东北三宝”在明末时期就是贵人喜欢享用的奢侈品,是朝廷严格管控的商贸。
驻守皮岛的毛文龙被处死的其中一个罪名,就是与后金走私人参貂皮,毛文龙被袁崇焕处死后,袁崇焕又因
为毛文龙之死被大明凌迟处死。这其中,人参貂皮的走私生意不得不说是一个导火索。
商人不但私自从东北与后金走私,甚至用价值更低的种植秧参、林参去冒充野参,当做奢侈品卖给大明的王公贵族,换来更多的金银财富。
后来,当晋商感觉到大明日薄西山,又把财富与粮食送给后金当做军饷,作为政治投机。
这其中,有利益的诱惑,也有对朝廷的不满。
清初刚入关后,为了表示与前朝不同,顺治帝和康熙帝都对商人颇为优待。
多尔衮成为摄政王后,亲自邀请帮后金输送过铁器和粮食的范永斗等晋商入京,在帝王的优待下成为“八大皇商”,范永斗不但成为“八大皇商之首”,还主要负责主持边境贸易。
雍正年间,雍正帝赐范永斗得后代为太仆寺卿,用二品服,范氏从商贾之后摇身一变成为二品大员,这是在明朝完全享受不到的优待。
因为清政府对商人不像明朝那样的苛待,一直到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到处逃亡时,晋商还在出钱资助皇室,与对大明皇室完全两个态度。
在后世的封建王朝,儒生动不动让君王节俭,轻徭薄赋,老生常谈,崇尚节俭,崇尚各个阶层有符合阶层的“礼制”。
在春秋时期,墨子也提倡过节俭,饰品不需要太过精美华丽,觉得是浪费资源。
但是管仲不一样,管仲认为,修建亭台楼阁也是调整经济的政策,不但可以让木材有销路,还可以创造工作岗位;他还提出,鸡蛋在吃之前要在蛋壳上画上精美的图案,木材在烧之前要雕刻成精美的艺术品,这样用人为的美来提高附加价值,是非常商业的思维。
儒家、墨家、商家,原本就属于不同的阶层,代表着士大夫、中小产业者和商人等不同阶层的利益。
三个学派对于装饰的理念,就与阶层的思想主张有一定关系。
儒家提倡节俭,但是更注重的是“礼”。
比如孔子曾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儒家主张君王在礼制的范围内要节俭不要奢靡过度,但是该有的礼制也要有;
墨家才是真正的实用,节俭,认为华丽的装饰会让人性喜奢靡。
墨子以身作则,提倡“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吃的是“藜蒮之羹”,穿的则是“短褐之衣”;
商家更注重的是商品的价值,通过人为的附加,让原本成本不高的商品增加更高的价值,可以获得更大的回报。
这样截然不同的思想,就让儒家极为不喜商家,比如司马光就曾在训俭示康中写道“管仲镂簋朱纮,山节藻棁,孔子鄙其小器。”
意思就是说管仲的生活器具做工华丽雕刻精美,孔子看不起他,认为管仲不是大才。
事实上,管仲的观念在当时各家学派中都属于独树一帜,已经有些类似现代“消费”与“节省”观念的冲突。
齐桓公问道“如何
让齐国富强”
当时的管仲名声并不好。
他当过战场逃兵,与鲍叔牙一起做生意还给自己多分钱,后来在齐国公子夺位之争中,管仲站得是公子小白,也就是未来的齐桓公,的对手公子纠。
管仲甚至还帮公子纠带队追杀过公子小白,只是他个人的领兵和战斗能力显然都不怎么样,追杀失败,公子纠夺位失败,管仲也被俘虏了。
公子小白并没有追究管仲的追杀,重用管仲,并且找他问计。
管仲只说出两个字“奢侈。”
当时公子小白的心腹甚至以为管仲是故意要引导公子小白走上昏君之路。
“奢侈享受莫非是酒池肉林”公子小白按住要暴起的心腹,饶有趣味问道。
如果真有这么简单享受的富国之法,岂不是美哉
管仲见到公子小白的态度,这才挨个说出政策。
“要修建宫室,让民间可以卖木材,庶民也可以做工。但是不能不给报酬,也不能过分浪费民力,那样就是暴君。”
“国君和贵族都要喜好奢侈,带动民间一起喜欢奢靡之风,但是也要自己掌握经济命脉,不能只靠从其他国家买卖。”
“要让庶民向往贵族的奢靡生活,自己就会努力工作,有生活的盼头”
管仲的一番理论,与当时其他理论完全不同。
周朝礼崩乐坏,分封制瓦解之后,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间。这些人可能自己就是贵族,或者是以一技之长服侍君王诸侯、获得世袭官职的官吏,所以百家学派形成之初,许多弟子都是原本周朝各部门的官吏,带有周朝的痕迹。
也因此,百家学派普遍认为,是奢靡享受让周朝分裂,让诸侯不敬王室,让大臣腐败。
欧阳修倒是能理解“放在灾荒年间,这就是以工代赈,不仅能给百姓更多工作岗位,也能安抚灾民,避免生乱子。”
此时,他正在颖州为官,偏偏遭遇了黄河洪涝。
欧阳修没有单纯的开仓放粮,而是选择了招募灾民修建黄河堤坝和渚陂民田,然后官府发放粮食来作为工钱。
他亲自挽起裤腿,来到堤坝上监督,既是监督灾民不能糊弄着修堤坝,为了防止下一波洪涝来不会再被冲垮堤坝毁坏农田,也是监督地方官员不能贪污粮食弄虚作假。
“大人。”有小吏累得额头满头大汗跑过来汇报,“灾民里的青壮基本都来这里修堤坝了,还有一些老弱实在没法动弹。”
欧阳修并不是残忍无情的非要压榨百姓的最后一丝力气,闻言立刻道“那就给老弱施粥放粮。”
每逢天灾,是死亡最多的时候。
这里的死亡不仅仅是天灾带来的,也有人祸,总有些人趁乱做坏,故意抢劫店铺,欺压妇女,甚至强抢民女,买卖人口。
以工代赈盯着的主要就是青壮,就是要让天灾里那些有力气做坏的青壮男子全都忙着挣
口粮去,别想着捣乱。
把青壮安排好了,老弱哪怕吃少点,病弱点,熬过这一段日子,也能慢慢恢复。
欧阳修看着天幕,有些自叹不如“我若是有管子之才,何苦于让百姓只能喝稀粥。若是管子在世,想必能让大宋兵强马壮,国富民强”
管仲的手段,在现在的经济学上叫做着眼于需求,通过奢靡之风来振兴经济。
比如我们现在,各个商家造出各种消费节,各种调休凑出小长假来刺激消费,也是为了刺激经济。
在古代,管仲鼓励齐桓公修建一座座宫殿,每一次开工,都对外招收大量的木材、石料等,还有大量的工匠。
朝廷开出优厚的待遇,商人捧着大量的木材石料园林花木主动找来,庶民积极地抢着来干活,比服役时积极多了。
管仲带着身着华服美饰的王公贵族来工地上走一圈,让工匠们看得眼红,被华服美饰刺激的脑子一热,刚领了工钱,就贡献给了各种商铺。
钱没了怎么办
官府又开了新的工程,又在招工呢
在现代,各个商家选取某个日期,集体做出看似打折的消费节日活动,刺激的消费者看到就眼红。
到处是消费节的广告“女孩子就是要爱自己”“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口红”“轻奢”,到处是“不买你就亏大了”的暗示明示,打开每个软件都是“梦想在远方”“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白天被压榨的打工人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从车站,从电梯,从手机上,看着铺天盖地的广告,被刺激的精神一振,激情下单买单买票,然后经济一振,钱包一瘪。
钱没了怎么办
工作还在等着你呢
“原来大兴土木也可以不引起黔首的反对。”嬴政觉得自己悟了。
自从天幕说过大秦的劳役太苦,他的阿房宫已经停止了修建,骊山墓也削减了大部分金银玉器,改为增加了许多石雕和竹简书本丝帛等后世更看重的陪葬品。
现在看到管仲的政策,嬴政才发现,商人的手段原来也很好用。
扶苏生怕父皇再次兴起大兴土木的念头,委婉道“父皇,大秦现在的人口也没有后世那么多”
而且,自从有了天幕后,兴起了许多新兴行业的作坊,人口更不够了。
嬴政并非不懂。
很快他自己就冷静了下来,叹息“是啊,大秦还是人口少了点。”
大秦刚刚一统天下,人口在2500万左右,不说与天幕所在的现代的14亿人口相比,与汉朝的半亿相比也差了太多。
汉朝就在秦朝后面,嬴政每次听着“汉承秦制”都不爽。
“先发展生产,把人口发展起来。”
嬴政说完,微不可见叹息一声。
他在安慰自己不要急,不要急,大秦刚开国,他还年轻,现在也不会吃丹药了,一切都还来
得及
汉朝,桑弘羊和东郭咸阳等人也觉得自己悟了。
“消费节,这是个好东西啊”
历经高祖吕后、文景之治的几朝休养生息,汉武帝还没穷兵黩武时,汉武也有自己的盛世。
汉武帝即位时期,留给他的是5000万人口,还有连续几代皇帝各种减税甚至免税后带来的粮食增产,通过减税政策鼓励民间养牛马后留下的牛马充足,街头有闲散的牛马散步,农民自家就可以拥有铁质农具不需要去跟官府借。
刘彻为了给养马的百姓普及养马相马知识,还铸铜马并派遣官员讲解,供百姓观摩学习,让百姓直观地明白良马的各部位特征。
刘邦时期,天子座驾同色的四匹马都凑不齐,到汉武帝时期,仅厩马就达40万匹,而且多与胡马、大宛马良种杂交,“既杂胡马,马乃益壮”。
这一时期留下的大量汉代画像砖上,农人几乎都与牛一起出现,是古代较早的“牛马盛世”。
百姓生产有余力,手有余财;商业受到鼓励,商人还可以被提拔为官吏,各行各业有了欣欣向荣的气色。
但是一想到天幕曾经说过,打完匈奴后人口猛降,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君臣都很有危机感。
匈奴不能不打,只要战争就一定有牺牲。
就算有火器,谁能保证匈奴不会偷走火器自己研究毕竟,后世的元朝也是从宋辽那里学会的火器。
主管经济的桑弘羊就只有一个想法搞钱多多搞钱
先让百姓都富裕起来,富裕到战争过后也能有余力回缓,囤积足够的粮食和衣物,养更多的马匹和牛羊。
但是百姓的钱财是有限的,要提高经济,桑弘羊磨刀霍霍向富商和贵族。
现在又多了一个手段,这个消费节,可以有
他跟东郭咸阳对视一眼,四目相对,立刻明白了对方的想法,然后朝刘彻上谏“陛下,长安还没有过消费节”
最后,管仲已经开始运用宏观调控。
齐国西部遭受洪涝后,不仅仅是当时赈灾维修堤坝就足够了,更担忧的是洪水毁坏了农田后,会影响当季的粮食丰收。
当洪水的消息传到朝廷,齐桓公十分忧愁“怎么这个时候发洪涝,庄稼怎么样”
从灾区回来的官员唉声叹气“恐怕,不行了。”
齐桓公命令官员尽力挽救,但是依然没有救回来太多。
到了秋季,粮食丰收的季节,却是一片愁云惨淡。
“君上,西部粮食大幅度欠收”
尽管早有猜测,当粮食欠收的消息传来时,齐桓公还是觉得眼前一黑。
管仲却早有准备,冷静问道“粮价几何”
官员回答“西部如今粮食每釜高达百钱”
本就因为洪水粮食减产,加上商人囤积居奇,故意抬高物价,本就不够的粮食价格高到离谱的地步。
管仲却早有准备,朝齐桓公拱了拱手“君上,恳请您现在下令,全国征税收三十钱,但必须以粮食来缴纳。”
官员先愤怒了“都欠收了还怎么用粮食缴纳”
齐桓公反而劝道“冷静,先听听管仲怎么说。”
“缴税时,东部缴纳三釜,西部缴纳半釜。”管仲耐心解释,“等东部的粮食集中到官府手中,再低价分给西部。这样东部粮食减少,不会因为市面上粮食太多谷贱伤农。西部粮食增加,不会因为洪涝减产忍饥挨饿。”
众人恍然大悟,开始快速发挥朝廷的力量,调东部丰收的粮食到西部。
在天幕的口中,这是朝廷的宏观调控力量,管仲这是很先进的思想。
但是在不懂经济的儒生口中,忿忿不平“商人无奸不商,灾荒时期抬高物价,这是奸商的错”
“不开仓放粮还囤积居奇,这是为富不仁”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商人都是小人”
此时还年轻的学子王安石,面无表情,坐在窗边一边为东家抄书挣钱,一边听着天幕讲述的经济故事,一心二用,依然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
听到外面其他学子的话语,王安石只觉得聒噪。
最后,王安石听着对方越说越离谱,忍不住了“你们这么重义,怎么自己不开仓放粮”
别以为他不知道,这几位学子家中可不贫寒,族中几百亩地,还有商铺农庄。
嘴上说的是书香世家,但是那么大的世家,谁家不经营几家商铺,光靠种地怎么养得起家族的几百号人,怎么供得起富贵生活和交际往来
但是不同的是,这些“清贵人家”自己不会经手,朝廷也不允许官员经商,所以让他人经手,但是名义上,都是自己的下人。
同窗们说什么“我们施粥了”“我们放了汤药”,力证自己的无辜。
王安石呵呵两声,并不想说施粥与开仓放粮完全是两码事,而且许多世家占据的原本就是农人自己的田,施粥的粮食本就是农人自己种出来的粮食。
他知道口舌之争改变不了现状,也知道无论是商人的囤积居奇还是豪族开仓放粮都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
“商业,市场,宏观调控”王安石听着听着,思维已经飘到了天幕所说的知识,已经飘到了另一个领域。
或许,这个领域才能解决他想真正解决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管仲的手中,商业不仅可以致富,可以强国,还可以发动商战。
欧美人喜欢玩的贸易战,早在几千年前,管仲已经玩过好多次了。
管仲在贸易战方面有许多著名事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衡山之谋、买狐皮降代国和买鹿制楚。
“衡山之谋”中,管仲建议齐桓公向衡山国以极高的价格购买械器,再倒手卖出去。
随后,燕国“无意中”知道之后,也跟着一起高价购买衡山国的械器。
等秦国和赵国知道后,也跟着买。
于是衡山国国君见状,立刻把械器价格提高十倍,百姓都跟着去生产械器。
管仲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就让齐桓公去赵国购买粮食,只用15钱买入,但是回到国内卖到50钱。
其他诸侯国见状,又开始来齐国卖粮食。
等到齐国粮食充足,各个诸侯国的粮食齐齐被卖到齐国,而衡山国只顾着生产械器,没有足够的粮食,去其他诸侯国买不到多余的粮食,只能来齐国购买。
齐国卖吗
不卖。
齐国不但不卖,还宣布与衡山国断交,其他诸侯国见状也跟着与衡山国断交。
衡山国遭遇了粮食危机时,鲁国趁机朝衡山国发动攻击,占领南部。齐国随后发动攻击,占领北部。
衡山国此时不仅缺少粮食,械器也卖给其他国家,连迎战的武器都不足,最后只能放弃抵抗,选择投降。
买狐皮降代国和买鹿制楚等计谋,也都与之类似,主要是先用高额利润冲昏敌人的头脑,让百姓放弃农业生产去专营某个行业,织布、养鹿、抓狐狸、生产械器等等。
套路不在乎老,管用就行。
从现实看,非常管用。
这样的招数,哪怕到了现代,依然屡屡得逞。
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华夏的兰花骗局,都离不开一个“高价诱之”。
16世纪中叶,郁金香由土耳其引入西欧各国,由于移栽困难数量稀少,郁金香在欧洲,尤其是荷兰,引发了抢购风潮。
1636年,大量投机资本涌入荷兰,开始疯狂炒作郁金香,不断地把郁金香的价格抬高,抬高,再抬高。
最高时期,40枝郁金香的市场价格高达10万荷兰盾,一枝折合2500荷兰盾。而当时荷兰的普通技术工人年均收服才150荷兰盾,只够支付一枝郁金香花的十七分之一。
在如此重大利益的刺激下,哪怕有人发现了不对劲,也只会想着,先买卖了再说,先发财了再说。
于是郁金香的价格不断被炒高,上涨到5500荷兰盾,6700荷兰盾,甚至一度上涨到10000荷兰盾
不断有人因为一颗郁金香一夜暴富,起初有些怀疑的人最终也选择了下场。
因为郁金香的球茎耐储存,许多荷兰人不囤积粮食选择囤积郁金香,以为可以等到价格更高一些时候抛售出去暴富。
然而当到了10000荷兰盾的顶峰时,市场突然崩塌
郁金香的价格开始迅速狂跌,不断地跌,一夜蒸发90,跌到无数放弃粮食囤郁金香花球的荷兰人倾家荡产,跌到荷兰有了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跌到一度连英法等其他欧洲国家的市场经济也受到影响。
最后,荷兰不得不向其他欧洲国家求助,自己的经济数年之后才得以恢复。
天幕放出了一位国际知名的女影星,她
气质高雅,身材纤细而高挑,是无数人的梦中情人,哪怕几个世纪之后依然有男男女女为之着迷。
记者采访她时,羡慕地问“你如此纤细,是因为自幼学芭蕾吗”
女影星却一阵苦笑“不,是因为我童年时差点饿死,最饿的时候只能吃郁金香球茎。”
“好吃吗”
女影星脸上闪过一丝恐惧“不不不,难吃死了,我这辈子再也不想看到它”
对于她的恐惧,饿过的老百姓非常理解。
“没错,野草树根难吃死了,这辈子再也不想吃了”
“有野草吃都不错了,还有吃泥土的,拉不出来活活涨死”
“每逢饥荒,还有易子而食的,那才叫可怕”
遭遇过饥荒的老人纷纷分享起挨饿的经验,但有人插了一句
“咱们那是天灾,这是人祸,不一样。”
“也是。”老人们顿了顿,叹气一声,“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种地,不能没有粮食,怎么有的人就想不明白呢”
“无非是利益,种地能挣几个钱,老人病了请大夫都请不起。”家里有老人生病的农户非常能理解,无钱万事难,现在请不起大夫,只能自己上山找草药,能找到啥吃啥,就这么拖着。
父母也难受,自己看着也难受,可能怎么办
也不是什么大病,但就是看不起大夫,买不起大夫开的药。
说起没钱的困难,村人又有了新的话题,唉声叹气中,不知道有谁来了句“这期讲商业,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学着点。”
“是啊,那农副产品挣钱的法子,多多少少能学着点吧”大家的心思活络起来。
也有人担心“万一被改成商籍”
“那不能,天幕说了歧视商户不好,别说商籍,日后说不定商人地位也会提高。”
老人提醒“不过不管怎样,也不能忘了种地”
“那确实。”有人心思灵活,想起家里女儿多,妻子也能干,是算账的好手,不由动了女眷的心思,“其实也有个法子,怕改籍贯,让家里女人去经商,做点小生意。反正夫君什么籍贯妻子什么籍贯”
村里唯一一位夫子这时候还是忍不住了“女子抛头露面”
还不等他说完,村里的农人打断道“咱穷人家谁家女人不出来干活,挣钱的事不丢人。”
夫子叹气一声,也没多说,村里的情况都看在眼里,他收着学生家里的束脩,只有老妻独子要养活,压力不大还过得去。其他村人就难了。
这世道,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谈什么礼不礼的。
与其想着女子,夫子想着,还不如盯着点村里经商的情况,可不能让大家都只顾着做生意不去种地,天幕上的这些教训,太惨痛了
一想到这里,夫子就多了一种使命感,作为村里识字最多、最有文化的人,他的话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
回头,他就把经商种地的事写下来,挂到书房、挂在村里的粉壁上,提醒自己也提醒大家
“这贸易战,果然可怕,不费一兵一卒让百姓遭遇饥荒,不得不防”身为帝王,看到因为一种花就扰乱市场,李世民谨慎的都快坐不住了。
大唐如今已有不少西域人、外邦人,在长安也能看到天幕,万一他们要对大唐发起贸易战,让人防不胜防。
而且大唐贵族也颇为喜爱海外的奢侈品,比如琉璃器,比如葡萄酒,万一有海外商人运用这些奢侈品让大唐农民不种地都去种葡萄那可怎么行
朝中偏偏没有管仲那样的人才,不如,也去民间找巨商
李世民扫视一番自己的朝中人才,越看越觉得还不够,最后想起了刘彻,想到了汉武帝的钱袋子桑弘羊,出身商人。还有被他提拔的富商东郭咸阳、孔仅,都很好用。
想到这里,什么门户之见李世民都不在意,世家大臣可能有的阻拦也无所谓了,事关钱袋子,事关国库与国家经济,李世民势在必得。
汉武帝都能任用商人,他大唐为什么不可以
从战国中期以后,情况急转而下。
首先,是韩非等法家主张抑制商业。
韩非认为,商人本身不创造财富,是“邦之蠹也”。
他首次提出农是“本”,商是“末”,要“重本轻末”。
随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把法家的“重本轻末”通过一系列制度传下去,影响了其后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历史。
秦朝,商人被称呼为“贾人”,朝廷采取编户管理,一入市籍三代都不能更改,政府征发戍边,他们是首先被遣戍的对象,地位形同罪犯。
汉初继承秦朝的抑商政策,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并且立“七科谪”,规定有7类人不享有正常的人身权利,国家可以随时把他们发配充军,这7类人中除了罪吏、亡命、赘婿之外的4类人,还有商人及其子孙;
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向商人征收“算缗钱”,要求商人每2000钱必须缴纳120钱作为财产税,普通人一部分车缴120钱财产税、商人要缴240钱,5丈以上的船只每艘缴120钱。还颁布了“告缗”,鼓励商人互相揭发偷税,以透漏税款的一半作为奖金;
宋元时期,对商业税按高比例征收,名目越来越多;
晋朝时期,法律规定商人在市场做买卖必须在额头上贴着写有自己姓名及所卖货物名称的帖子,还规定必须“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
前秦规定上人家的女人不能穿金戴银,也不能衣着锦绣,违背者弃市;
唐朝法律规定商人不能骑马,商人子嗣不能参加科举;
明朝规定“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袖纱”。
清朝对商人对商业的态度,因为时势的复杂,政策也比较复杂,从一开始的“闭关锁国”“轻商抑商”到后面的兴业兴国,三言两语说不完。
历代统治者除了因为儒家思想里“重义轻利”,法家的“重本轻末”,还因为流动性强的商人不如农人好管理。
吕氏春秋用一句话说出了统治者的心声
“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
朴实的农民统治者好掌控,好掌控就意味着边境安稳,帝王的统治稳固。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不,几乎是每朝每代,末年都离不开农民起义。
恰恰是帝王眼中最朴实最好掌控的农民,一旦忍无可忍,反抗起来就是野火燎原,寸草不生。
但是,商业经济,并不是打压之后就没有问题。
商业,货币,市场经济,向来是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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