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簌扑簌——”
艰难地从被自己扭成一团的柔软的床褥中伸出一条胳膊，赶在闹钟发出巨大的声响前按掉它。
我懒得叠被子，被子轻薄柔滑，总是很难将他们叠得整齐漂亮，经常会是一坨堆在床头，还不如随便铺着就好。
我迷迷糊糊地走到窗前。今天的卢布廖夫保持了它一如既往的品质，雾气肆意，将墨色遮盖。横冲直撞地，沾染在玻璃上，湿冷而滑腻。白色成为了永远的基调，涂涂画画改写卢布廖夫固执神秘的绿。
听萨沙说，如果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她就要会为我准备一双洁白温暖的羊毛雪地靴，让我可以开心的在雪地里玩耍也不会冻着脚了。
今年真是奇怪，雪迟迟不来，整个西伯利亚平原都在焦躁中干涸，急切的需求久违的银色重临大地。透过模糊不清的玻璃窗，我抬头看向灰蒙蒙的天空。果然，今天也没有丝毫要下雪的迹象。
让我失去了打开窗户通通风的的兴趣。
卫生间的灯光比起卧室里的夜灯亮的多，在黑暗中待久了眼睛还不适应这样有些刺眼的光亮。
再让眼睛慢慢适应后，我取出玻璃杯，接满了一杯水。卢布廖夫的水在任何时候都透着一股凉气。
在前些日子天气还不太冷的时候，我会用这些低于常温的水洗头发。我恐惧热水的心理致使身体的皮肤无法享受暖和的热气氤氲。
但现在是绝对不行的了，不断流出的水的波纹中，肉眼似乎能见的细小冰碴被磨成细丝。我相信，如果不是房子里负责水管维护工人的努力，水管早结上了厚厚的冰。
我从橱柜里取出了药瓶。第一次医生给我开的缓解焦虑的那一瓶药已经吃完了，这瓶才拆封不久，也已经不剩多少了。
顺着冰凉的水，药片划过口腔，留下一丝苦涩。
趁今天时间还早，我悠闲的吃了个早餐。
起床后不久一般不会有什么食欲，但是我不得不逼着自己咽下去。自从第一天去学校时不想吃就没有吃早餐，然而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中肠胃翻江倒海，胃酸上溢几乎能窒息。
这份教训让我明白，即使没有食欲，我也要硬着头皮多少吃一些。
每天往返学院与卢布廖夫已经过去了一整个月，趴在车窗上看风景的新鲜感已经过去了。车子开得平稳且快速，热风吹的车里暖洋洋的，我坐在车子后座有些昏昏欲睡。
总体来说，这段车程对我还说还是很不错的。早上的两个多小时足够长到我做好去面对圣尼亚学院的准备。同样的，晚上的时间也能收拾好心情，将一切负面的糟糕的情绪隐藏在愉悦的笑脸之下。
耳机传出的循环往复的曲调，乍听之下会有些单调。一遍遍相似的古典，节奏，每次的起承转合你都会期待，可结果必定不会让你如愿，这个这首曲子命运的必然性。
车子缓缓滑入诺亚斯顿的车道。
诺亚斯顿比起说是一个学校，则更像是占地面积巨大的珍贵的历史古建筑群。
诺亚斯顿面朝伊谢特河对岸的叶卡捷琳娜宫，背靠乌拉尔山山脉的格利普斯黑森林。学院以圣尼亚大教堂为中心布局，其他风格各异的建筑分散四侧。
这是因为诺亚斯顿·圣尼亚学院的创建者，伊凡大帝的妻子帕列奥罗格公主是一位虔诚的东正教教徒，同时作为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的后裔，她对建筑文化的痴迷在俄罗斯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圣尼亚大教堂是一座典型的拜占庭式东正教教堂，整座教为庭式建筑，中央一座主体建筑有个标准的大穹窿，教堂平面设计为东西向拉丁十字，墙体全部采用清水红砖，上冠巨大饱满的洋葱头穹顶，统率着四翼大小不同的帐蓬顶，形成主从式的布局，错落有致，红碑结构，巍峨宽敞。
我没有宗教信仰，只在去餐厅时会偶尔路过教堂正面。每当弥撒日，信徒们会陆陆续续进入教堂，有学生也有老师。偶尔我也想进入教堂祷告，对于这一世奇幻的经历，我不能确定这个世界是否有神的存在。但我身上的罪孽可能不会被上帝原谅，上帝拒绝接受放弃生命之子，即使我总是不由自主。
圣尼亚大教堂正门的顶楼是钟楼，座响铜铸制的乐钟恰好是七个音符，由训练有素的敲钟人手脚并用，每当黄昏来临敲打出抑扬顿挫的钟声久远声传诺亚斯顿。
除此之外还有哥特式风格的教学区，这样风格的建筑在学院里是最多的。尖塔高耸、锥形拱门、华丽的浮雕、高达数米的大窗户及绘有圣经故事的彩色大玻璃的风格在飞扶壁的支撑下轻盈矗立，我的教室就处于这种类型建筑之中。
关于行政楼，我只在来学院报到时去过一次，巴洛克风格的外形自由，追求动态，喜好富丽的装饰和雕刻、强烈的色彩，常用穿插的曲面和椭圆形空间。这一被古典主义者称呼为离经叛道的建筑风格其实并不由沙皇夫妇所建造。
巴洛克艺术产生于十六世纪下半期，它的盛期是十七世纪，进入十八世纪，除北欧和中欧地区外，它逐渐衰落。因而，这座行政楼出现在这里已经是诺亚斯顿建成两个世纪以后了。
至于另一些有着拱形的穹顶，雄浑庄重的罗马式建筑，外表低调、内部奢华的文艺复兴式建筑，甚至是在二十一世纪初才建成的巴洛克2.0的洛可可式建筑像撒下的碎晶不规则的分布在校园的各个角落。
据说，连格利普斯黑森林里也有了一座新的建筑。它出自诺亚斯顿·圣尼亚学院中上层贵族的学生之手，准确说是属于贵族中的九大姓氏所有，其中自然包括马尔金家族，它似乎是由家族与血缘所构成的牢不可破的圈子，遥遥站在顶端睥睨众生。那里会定期举办派对，身份足够进入的学生才能得到邀请。
我从未踏足过这附近半步，事实上，不要说这里，除去我每日上课的教室，餐厅和步行去停车场坐车回家之外的区域，我完全知之甚少。凭着颇有重量的新生手册，我大概从精美的图画上对诺亚斯顿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也仅限于此。
我独自坐在教室的角落。是的，辜负了索菲亚的期望，我没有交到朋友。
我并没有这样的意愿。这也许是最根本的原因，我不想在朋友面前苦苦维持着不属于我的假象。在失去了秘密花园的慰藉后，我的情绪越来越难以得到发泄，这不是个好现象，但愿治疗焦虑症的药物可以缓解我的不适。
我宁愿在这里保持平静的状态，即使这让我看起来冷漠且不好靠近。在这件事情上，还多亏了安徳廖沙的帮助，他热情的完成了对我的新生引导。因为他，我身上马尔金的印记打发了不少对我这副作态感到不满的学生。
对此，安徳廖沙倒是没什么意见，他虽然积极的想要帮助我克服“社交障碍”，但他听说我在班级里没有朋友时脸上透出的不以为意，以及委婉地暗示我应该同自己身份匹配的人相处，即使他没有明说。好吧，我要学会适应诺亚斯顿根深蒂固的阶级观念。
其实如果可以，我也想要体验一次正常的校园生活。
以前，我入院的时间太早，没有和朋友同进同出、嬉笑打闹，互相倾诉烦恼和小秘密，不可避免的闹些小矛盾，吵架，冷战再和好的充满年轻活力的经历。但现在我的处境不允许，我的时刻先顾好自己，不能贪心的要求更多的东西。
我静静地望着窗外的圣尼亚学院，这里同卢布廖夫一样，被森林围绕。特别是位于学院后方的格利普斯黑森林，它延展出两侧是大片的松林和杉树的原始森林，树叶深绿，树与树之间间隔极小，融汇成了浓重的墨绿色。
诺亚斯顿没有卢布廖夫那般厚重的雾气，景色大致看得清，我告诉自己，这里与卢布廖夫没什么不同，你可以放松点。
在圣尼亚学院上学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即便已经一个月了，我仍然不能对这里产生熟悉的感觉，无法让自己顺利适应，校园生活加大了病情的不可控性，忍耐变得困难被撕扯开的缝隙愈发大了。
这节是安东老师的历史课，他注重与学生的交流，知识渊博，为人亲切和善，课也讲的风趣幽默。
我漫不经心的分散着注意力，今天尤其的难熬，我不得不压抑着莫名的情绪。
突然，课堂上爆发出一阵哄笑。这节课的内容是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的风流韵事，话题被自然而然的带到了少男少女间的情犊初开上。安东点起托里——一个热爱田径的男孩，正是他的回答让课堂像这样热闹起来。
这是一幅再正常不过的场景。
我不断告诫自己，冷静，放松一些。
一阵阵善意的笑声不断响起，胸口郁结的烦躁让那股难以控制的情绪升腾、激化。
情况开始变得有些不对劲。
我没有时间去思考今天到底怎么了，只要能撑过现在。呼吸急促起来，我从书包里摸索着翻出药瓶，捏在手里。
握着药瓶的手指开始轻颤，用力的几乎痉挛。
我吞咽口中泛起的恶心感，尽力屏蔽外界的声响。可笑声，说话的声音，鼓掌的声音还是断断续续的传入耳中。大脑里嘈杂混乱，不能控制好自己的表情。
一切都来得太快了，所有的抵抗都在气势汹汹的波涛前不堪一击。
我将头紧紧埋入双臂之中，竭力控制肢体因为过于紧张产生的颤抖。牙齿死死的咬住嘴唇，疼痛也许会有些作用，我抚慰自己的躁动。无法想象，如果任情绪挣脱栅栏，我会怎样？
哭泣？尖叫？陷入幻觉？像疯子一样的被压在地上的场景深深刺激到了我，我几乎快要发出绝望的哽咽。
“你还好吗，需要去医务室吗？”安东老师的声音包含着担忧，在耳边响起。“你还好吗？你还·····”
声音很近，又像是阻隔在层层纱布之外的模糊。
你能做到的，弗洛夏，你一直那么坚强，所以别放弃。
催眠似乎起到了作用，我的理智终于占据了上风。
稍稍平复了胸腔的喘息，略微嘶哑的声音从口中传出：“我只是困了，先生。”
我没有抬起头，这样安东先生就不会发现我惨白的脸上大汗淋漓，和正渗着鲜血的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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