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熙宁变法期间，王荆公和神宗及其他同僚日日商议国是，君臣间有大量问对，荆公虽多有记录，或并未有成书之意。绍圣间，蔡卞（元度）和曾布（子宣）整理献于朝，徽宗初年两次编纂《神宗实录》，皆多取此《日录》以成书。但后世也有人批评荆公的记录“归过于上，掠美于己，且历诋平生所不悦者，欲以欺后世”，今通读荆公文字，可知这不是知人论世之言。
此书久已散佚，今据李焘《资治通鉴长编》、陈瓘《四明尊尧集》、杨时《龟山集》等书尽力辑佚，对相关日期略加考察，加方括号［］以为提示，以使得今日之读者能重返千年前君臣问对之现场。由于这个整理稿辑自不同的书，有作荆公自称者，亦有他人以第三人称记述者，人称虽然不同，但均为荆公及同僚与神宗讨论国是的记录，历史价值很高。
［四月一日］上问：“唐太宗如何主？”对曰：“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为不尽合法度。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为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
［二月］上问如何得陕西钱重，可积边谷。对曰：“欲钱重，当修天下开阖敛散之法。”因为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并，均济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利出于一孔者，以有此也。其言曰‘国事之财用取具焉’。盖经费则有常赋以待之，至于国有事，则财用取具于泉府。后世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自秦、汉以来，学者不能推明其法，以为人主不当与百姓争利。”又因请内藏可出几何，以为均输之本。上曰：“三二百万，或三五百万可出也。”
［是月］前一日，陈升之言：“制置三司条例司，升之难为更签书，只总领商量。”余曰：“如此，则合令谁签书？”升之曰：“只谏议与押。”余不答。既起与之同行归厅，余曰：“相公不欲签书制置司文字，何意？”升之曰：“体不便。”余曰：“参知政事恐非参知宰相政事，参知天子政事。”于是升之欲令孙莘老、吕吉甫领局，余与升之提举。余曰：“臣熟思之，此事但可如故，向时陛下使辅臣领此局，今亦只是辅臣领局，有何不可？”升之曰：“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难称司。”余曰：“于文，反后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称司，何害于理？”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领一职之名，非执政所称。”余曰：“古六卿即今执政，故有司徒、司马、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曾公曰：“今执政古三公，六卿只是今六尚书。”余曰：“三公无官，只以六卿为官。如周公只以三公为冢宰，盖其它三公，或为司马，或为司徒，或为司空。古之三公，犹今之三师。古之六卿，犹今两府也。
宰相虽无不统，然亦不过如古冢宰，只掌邦治，即不掌邦教、邦政、邦礼、邦刑、邦事，则虽冢宰亦有所分掌。今制置三司条例岂是卑者之事，掌之有何不可？”又云：“制置条例是人主职业，所谓制度也。《礼记》曰：‘非天子不制度。’臣不知制置条例使宰相领之，有何不可？”
［八月十四日］初，上言：“三司副使不才，如何更择人？”王安石以为才难须务考绩，上曰：“刘晏在江、淮，所任多年少俊鋭之人，今如荣諲辈颓堕不晓事，何所用之？”曾公亮曰：“令吴充奏更用人可也。”已而遂罢荣諲、张刍等，皆令补外。上又论判官多不才者，兼三司多侵夺有司职事，事非其事。安石曰：“三司所治，多是生事以取赂养吏人，不然则三司何至事多如此？止如纲运抵京，必令申三司，然后库务敢纳，此不过吏乞千数百钱，然因此留滞纲运，而送纲者所费不但千数百钱而已。又三司所治事，近则太详，远则太略，所以详近者，凡以为吏人便于取赂而已。若欲省此等事，则当先措置吏人，使廪赐厚而员不冗，然后可为也。人主理财，当以公私为一体，今惜厚禄不与吏人，而必令取赂，亦出于天下财物。既令资天下财物为用，不如以法与之，则于官私皆利。”
［九月］上问：“程颢言不可卖祠部添常平本钱事，如何？”余曰：“颢所言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祠部所可致粟四五十万，若凶年人贷三石，可全十五万性命。今欲为凶年计，当以凶岁为之，而国用有所不暇，故卖祠部所剃三千人头，而所可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若以为不可，是不知权也。”
［闰十一月十九日］上曰：“侯叔献有言义勇上番文字，必是见制置司商量来。”余曰：“此事似可为，恐须待年岁间议之。”旸叔曰：“今募兵未消，又养上番义勇，则调度尤不易。”余因为上言募兵之害，终不可经久，佥以为如此。余曰：“今养兵虽多，及用则患少，以民与兵为两故也。又五代祸乱之虞，终未能去，以此等皆本无赖奸猾之人故也。”上因问府兵之制，曰：“何处言府兵最备？”余曰：“李邺侯传言之详备。”上曰：“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否？”余曰：“今上番供役，则以衣粮给之，则无贫富皆可以入卫出戍，虽未有租庸调法，亦可为也。但义勇不须刺手背，刺手背何补于制御之实？今既以良民为之，当以礼义奖养。刺手背但使其不乐，而实无补也。又择其乡闾豪杰为之将校，量加奖拔，则人自悦服。今募兵为宿卫，乃有积官至刺史、防、团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况不至如此费官禄，已足使人乐为之。陛下审择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材，则他时可令分将此等军。今募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不可及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大计也。”上良以为然。
［是年］上曰：“章辟光者，相公言其为人果然，所言但为身计而已，以为人多排蔽臣者。”余曰：“此人本亦无文学，不知何以能上书合圣旨，疑有所假手。”上曰：“所上书文辞亦甚好。”
［是年］余曰：“陛下比见章辟光，在廷之士极怪骇。人主误见一小人，亦岂遽有伤？但陛下未传见士大夫，而所特见乃众人共知其奸险者，则在廷怪骇固宜。辅臣皆得侍陛下清光，见陛下分别邪正是非详尽，至于外人，但见陛下数说如章辟光者，则于圣德不能无疑。圣闻所以不早布于天下，诚以时有此等事故也。”
［是年］御批：“近以章辟光入奏言事，内一事防微，言当谨宿卫出入。又言当谨宿卫出入，又言当令岐王建外邸，访闻乃自传播云言岐邸事称旨，故召对。观其意，乃怀奸间吾骨肉以要利，置君于恶，理不可容。朕误见此人，晓夕思之，甚为惭愧。可将此上来取旨。”及呈吕诲言其传播。上曰：“如何处置？欲加之罪，皆逡巡莫言。”余曰：“辟光疏有何险语？”上曰：“无险语，只言当防微杜渐而已。”“奏对云何？”上曰：“亦不过如此。”余曰：“辟光诚小人，然陛下访闻之语，恐未必实，且辟光既作倾险事，亦何肯自传播？或恐奏疏时，疏为人所见，或恐奏疏后，语从中泄，今以访闻，便加之罪，恐刑罚不中。兼朝廷施行赏罚，欲后无弊，且言建外邸事，在召对之前，陛下不以为非，今因传播而罪之，是陛下纳其言而恶其播，恐累陛下至德。”皆曰亦须急与一差遣，令出去。上曰：“莫如此亦好。”余曰：“陛下召见此人，都无奖擢，即是不纳用其人可知。今与差遣逐去，则议者必谓陛下纳其言，恶其传播而已，恐非所已闻也。”上曰：“善，只纳下文字休。”
［是年］余为上言：“与陛下开陈事，退辄录以备自省，及他时去位，当缮录以进。”
［正月九日］驾至楚国长公主宅浇奠，上召中书入见，恸哭言：“李玮负仁宗恩，遇长主无恩礼，可便与节度副使安置”。上曰：“玮都不恤长主，衣服饮食药物至于呼医，亦多作阻隔，长主衣衾乃至有虮虱，至自取炭生火，炭灹伤面。”
［三月五日］呈程颢奏“王广渊不当妄意迎合俵粟，乞俵丝钱及折税绢作纳钱”云云。呈孙觉札子，至“周公时天下已无兼并，又公私富实，故为此法阴相之，不专用此为治”，余曰：“无兼并，又公私富实，尚须此相；民兼并多，民乏絶者众，则此法岂可少？且觉言周公不专用此为治，今岂全废余事，专行此法？”又读至“周公所以取息者，欲民勤生节用，不妄称贷故也”，余曰：“觉言今法则以为掊利，言周公之法则以为欲民勤生节用，不妄称贷。若说今法之意如说周法，则今法何由致人异论？”又至象箸玉杯及作俑之说，以为今法虽未有害，及至后世，必有剥肤椎髓者，余曰：“此周公所不以为虑，而孙觉虑后世乃过于周公，此可谓私忧过计也。”觉所言无理至多，读不至终而止。
［是年春］上问欧阳修，余称其性质甚好。问：“何如邵亢？”余曰：“非亢比也。”又问：“何如赵抃？”余以为胜抃。上曰：“人言先帝服药时，修见太皇太后决事，喜曰：‘官家病妨甚？自有圣明天子。’”余曰：“语非士大夫之语，必非修出。若太皇太后决事，有称叹之言，容或有之，亦是人之常情。但如陛下所闻，必非修语。”上曰：“语出于赵概。”余曰：“臣修实录，见赵概所进《日录》一册，如韩琦言语，即无一句，岂是韩琦都不语？如欧阳修言语，于传布为不便者所录甚多，漏中书语，人以此怨欧阳修，但谓其淳直不能匿事。及见概所进《日录》，乃知概非长者也。”
［四月五日］张利一奏：“两属户不得青苗甚不足。”上曰：“如此是明青苗非抑配。”佥议沿边更不俵，已日晚，余不及议而退，当俟别奏。
［四月二十六日］王韶之议开边也，师中赞成之。及韶改提举蕃部兼营田市易，师中始言其不便。向宝言：“蕃部不可以酒食甘言结也，必须恩威并行。且蕃部可合而不可用。”议与韶异。朝廷更命宝兼提举，王安石恐沮韶事，亟罢之。韶及高遵裕并为提举。两人共排宝，数有违言。时宝方为师中所信任，安石雅不喜师中，尝白上曰：“师中前后论奏多侮慢，今于韶事又专务龃龉。陛下若欲保全，宜加训饬，使知忌惮。当云：‘付卿一路，宜为朕调一将佐，使知朝廷威福。今用一王韶，于向宝有何亏损，遂欲怨望不肯尽命？若果如此，朝廷岂无刑戮以待之？卿为主帅，亦岂免责？韶所建立，卿皆与议，事之成败，朝廷诛赏，必以卿为首，不专在韶。’”上遣使谕师中如安石所陈。
［四月二十七日］大理寺丞、鄜延经略司勾当公事薛昌朝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王安石言昌朝可用也。
［是日］陈升之以母老乞退，上不许。
［是月］上言：“难得知经善讲者，吴申不能讲，韩维亦不知经义。”今差吕惠卿说书，退而曾言“师臣不可复兼条例司”。余以为无害，乃已。
［五月五日］吏部侍郎、枢密副使韩绛参知政事。绛间与王安石同奏条例司事，尝赞上曰：“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
［五月六日］上问：“条例司可入中书否？”对曰：“待修中书条例有端及已置属，则自可并为一，今尚有合与韩绛请间奏事，恐未可。”上曰：“岂防曾公亮异议乎？”又问：“陈升之如何？”安石曰：“升之犹可与共事，公亮多用机巧，又专欲守其故态。自吕公著龃龉以来，及得升之协助，益难与议事。”上曰：“公亮老，亦且去矣。”
［五月十七日］丙午，诏直舍人院只理本资序，候知制诰不阙即罢。始王益柔等遂自谓某为知制诰，既而上谓益柔等文词非工，故有是命。
［六月七日］于是师中亦奏：“宝在边无由得安，乞罢宝，专委韶及遵裕。”会托硕、隆博二族相仇，董裕以兵助托硕，遵裕乃言于师中，乞使宝还讨之。师中复奏：“蕃部非宝不能制，臣已令将兵讨托硕族，乞依旧留宝，仍敕韶等令协和。”曾公亮拟从其请，枢密院又请责韶等戒励状。安石曰：“韶等岂可但责戒励，当究见情状虚实、道理曲直行法。”及进呈，上怪师中奏事前后反复，欲遣使体量如安石议。文彦博曰：“韶、遵裕得专奏事，不由主帅，主帅反奉韶等。”上曰：“韶所措置事皆关白主帅。”安石曰：“若韶措置有害，师中自合论奏。师中素无忌惮，专侮慢朝廷，何至奉韶等？”因请罢师中，上欲移郭逵代之。曾公亮言：“延州不可阙人。”上又欲复移蔡挺，众谓不可。安石曰：“若用挺，不如用逵。”文彦博曰：“王安石不知陕西事，延州乃重于秦州，逵不可移。”安石曰：“臣固不知陕西事，然今秦州蕃部旅拒，夏国又时小犯边城，或遂相连结，则秦州事岂不甚重？且陕西诸路皆与夏国对境，苟一处有隙，夏国来窥，则来窥处即是紧切要人处。逵若不可移，盍使窦舜卿摄领？”韩绛亦谓舜卿可使，上以为然，故有是命。
［六月十五日］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礼部郎中、权御史中丞冯京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上尝谓王安石曰：“京似平稳。”安石曰：“京烛理不明，若鼓以流俗，即不能自守。”上曰：“作中丞恐失职。”安石曰：“京作中丞，充位耳，非能启迪陛下聪明。陛下当于几微之际警策之，勿令迷错。”上曰：“今作枢密副使，何如？”安石曰：“亦可也。”及京奏疏论薛向，上以手札谕安石曰：“试观冯京奏疏，恐不宜使久处言职。虑群邪益诪张为幻，当如何处置？”安石言：“臣伏奉手诏示以冯京奏疏，使得参预处置之宜。顾臣区区，才智浅薄，不能宣畅圣问，使群愚早服，尚何以塞明旨、裨大虑乎？然则初固疑京必出于此，盖京所恃以为心腹肾肠者，陈襄、刘攽而已，重为众奸所误，何为而不出于此？《书》曰：‘惟辟作威。’又曰：‘去邪勿疑。’陛下赫然独断，发中诏暴其所奏，明其不知邪正是非，必挠国政，而罢黜之，则内外自知服矣。即疑未有可代，使知杂御史摄事，乃是先朝典故，徐择可用，固未为晚。若示人以疑，取决于外，必有迁延其事以待众奸之合，而众奸知陛下于邪正是非之辨未能果也，必复合而诪张以乱圣德而疑海内，如陛下所料无疑也。若陛下未欲卒然行此，则且委曲训谕以邪正是非所在，观其意若可开悟则大善，若度其不可开悟，臣以谓除事之害，莫如早也。近陛下累宣谕胡宗愈事，既已尽其情状，涵而不决，令久在耳目之地，亦非难壬人、胜流俗之道也。愿陛下并虑及此。若陛下以谓如此者众，不可胜诛，则臣恐邪说纷纷，无有已时，何有定国事乎？且以尧、舜之明而忧驩兜、畏共工，奈何陛下独欲无所难也！朝廷去邪与疆埸除寇，无以异也，寇众而强，盘亘岁久，则扞之以勇，持之以不倦，所讨多而后听服，固其理也。臣既预闻大政，又陛下待臣不疑如此，不敢避形迹有所不尽，伏惟陛下赦其狂愚而察其忠，幸甚。所有冯京疏，谨随札子进纳。”
［六月二十八日］上批秦州承受奏，经略司已差向宝等破荡招安不得蕃部去讫。
［七月四日］于是吕公弼将去位，上议所以代之者。曾公亮、韩绛极称司马光，上迟疑未决，始欲用京，又欲用蔡挺，既而欲并用京及光。安石曰：“司马光固佳，今风俗未定，异议尚纷纷，用光即异论有宗主。今但欲兴农事，而诸路官司观望，莫肯向前，若便使异论有宗主，即事无可为者。”绛徐以安石所言为然，公亮言：“不当以此废光。”固请用之，上弗许，乃独用京。明日，又谓执政曰：“京弱，并用光如何？”公亮以为当，安石曰：“比京诚差强，然流俗以为宗主，愈不可胜，且枢密院事光果晓否？”上曰：“不晓。”安石曰：“不晓，则虽强，于密院何补？但令流俗更有助尔。”上曰：“寇准何所能，及有变，则能立大节。”又论金日磾都无所知，然可托以幼主。安石曰：“金日磾与霍光不为异，乃可以济；寇准非能平心忠于为国，但有才气，比当时大臣为胜而已。”公亮曰：“真宗用寇准，人或问真宗，真宗曰：‘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安石曰：“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臣愚以为朝廷任事之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即天下事无可为者。”上曰：“要令异论相搅，即不可。”公亮又论光可用，安石曰：“光言未尝见从，若用光，光复如前日不就职，欲陛下行其言，则朝廷何以处之？”上遂不用光。他日，安石独对，又为上言：“君子不肯与小人厮搅，所以与小人杂居者，特待人主觉悟有所判而已。若终令君子与小人厮搅，则君子但有卷怀而已。君子之仕，欲行其道，若以白首余年，只与小人厮搅，不知有何所望。”上以为然。
［七月十五日］上批：泾原等路谍报，西贼结集举国人马七十以下、十五以上，取八月半入寇绥州及分兵犯甘谷城，已差韩缜为本路经略使，可免谢辞，令上殿讫速赴本任。王安石尝言：“陕西诸帅稍探得西人欲作过，即勾下番兵马，宜约束勿使然。庆历中，西事所陷没不过十万人许，天下一岁饥馑疾疫，所死何翅十万人，于天下未觉有损也。天下以西事故大困穷者，缘妄费粮饷耳。此最方今所当戒。”于是安石奏曰：“西人岂无邻敌，如何七十以下、十五以上尽来而不忧邻敌窥夺其国？若果耳，则是西人无谋，亦不足畏。苻坚举国南伐，故为东晋所败。东晋非能败苻坚，以苻坚驱率举国之人，既不乐行，则自溃而败故也。以臣料之，此或是西人张虚声，使我边帅聚兵费粮草，粮草费则陕西困，陕西困则无以待西贼，而使我受其实弊也。”上又论及西事，以为城寨或为西人大兵所破则不便，所以边臣不免聚兵。安石曰：“未有事聚兵坐困粮食，则有事无以待敌。且陕西所以困者，以轻费粮草故也。今不聚兵则省粮草。假令西贼以大兵犯城寨，我坚壁以待之，彼悉力攻小城寨，小城寨被破，于彼未为得利，而于我苟能大省粮草，则犹不为失计，而况城寨又未必破坏乎？兵法以为‘爱民可烦’‘精洁可辱’。今惜破小城寨，则是可辱也。惜一小城寨而常聚兵费粮草，坐困陕西，则是可烦也。”上悦。
［七月十七日］既而王安石白上曰：“陛下初除李定作谏官，定诚非高才，既不能为陛下济天下务，然近岁谏官，谁贤于李定？而宰相不肯用定者，正以定私论平直，不肯阿其朋党，故沮抑之。陛下听其说，改命为御史，已是一失。此陛下予夺之权所以分，而正论之士所以不敢恃陛下为主也。胡宗愈、苏颂辈又言‘用定不合法制。人主制法者，乃欲以法拘制，不得以特旨指挥’。天下事固无此理，况近制又无京官方得为御史，选人即不得擢为御史指挥，此是其妄也。若言须用中丞举，则先朝御史虽有奏举法，然常有特旨用人，况近日薛昌朝亦然，宗愈辈何以不论？此又其妄也。又苏颂辈攻李定终不敢言其不服母丧，独陈荐言者，荐亦知李定无罪，但恃权中丞得风闻言事故也。事已明白不可诬，曾公亮乃疑合追服。定父称仇氏非定所生，定又无近上尊属可问，此定所以不敢明乞解官持丧，又疑乡人所言或是，所以不敢之官。今定所生所养父母皆死，又不曾别访得近上亲属。昨淮南所问邻人，乃是定母死后方来僦居，不知令定何据，而今日始追服，此一不当追服也。又定初以仇氏为乳母，又仇氏生定兄察，即是庶母，庶母、乳母皆服缌，即定已尝服缌矣。若定今日方知是母，即庶子为后，不过服缌，如何令定为母两次服缌？若言未尝持心丧，则定乞解官，正为疑仇氏为己所生，即是已用心丧自处，如何今日又令定追服心丧？此定不当追服二也。假令定今可验是母已明，从来未尝服缌，即小功尚不追服，缌麻固不合追，此定不可追服三也。此事唯陛下明察独断而已。”上曰：“李定处此事甚善，兼仇氏为定母亦未知实否也。”
［七月二十五日］上又言：“今兵无纪律，有纪律则足以胜敌矣。”安石曰：“纪律所以自治，算数所以胜敌，故兵法曰：‘多算胜，少算不胜，况于无算乎？’今非但无纪律，尤患无算数。”于是上称鄜延走马欧育晓事，言“欲西人和，则不须先自屈。比者作过，即先于问西人牒中说必是缘边首领所为，如此语当待西人自言”。安石曰：“诚当如此。然今朝廷事未能初终皆举，若稍示西人以强，而西人未肯退听，则朝廷何以待之？若交兵，则今日势所未能；若不交兵，则如何可已？先示强而后更摧屈，则尤为非便。度时事之宜，故姑务柔之，柔之未为失计也。”上论攻守之计，众以为兵须委将帅，难从中制。安石曰：“兵虽不可中御，然边事大计，亦须朝廷先自定也。”
［七月二十七日］丙辰，盐铁副使、兵部郎中韩缜为天章阁待制、知秦州。先是，蕃僧结吴叱腊及康藏星罗结两人者潜迎董裕，诣武胜军，立文法，谋姻夏国，有并吞诸羌意。窦舜卿言：“王韶招诱董裕下人不当，所以致结吴叱腊作过。”又言：“宜喻董毡，令约束董裕。”上曰：“董毡自奈何董裕不得。”王安石曰：“舜卿与李若愚等合党，欲倾王韶，所奏托硕作过，因甚灭裂，却专以为董裕下人作过，其意可见。又朝廷无奈董裕何，反控告董毡，此徒取轻于董毡，而使董毡更骄，于制驭董裕则殊非计。今但当以兵威迫胁，厚立购赏，捕星罗结并结吴叱腊，招安其余众。”文彦博曰：“星罗结即须捕。结吴叱腊是生户，宜勿问。”安石曰：“生户侵犯汉界，如何纵舍？”彦博又言“购赏无益，元昊时亦尝立购赏”。冯京以彦博所言为然。安石曰：“结吴叱腊非元昊比也，其族类非君臣素定，闻自有敢轻侮之者，以兵威迫胁，重赏购捕，必可得。”上曰：“元昊威行国中，人孰敢犯，购捕诚不可得。今结吴叱腊事乃不类。”安石曰：“若君臣分定，中外协附，虽无元昊威略，亦不可购捕。今秉常亦非可以购捕得也。”上令如安石议，安石曰：“今欲购获，须边帅肯尽力行朝廷意。不然，虽张榜购捕而示无推行之意，虽出兵迫胁而不示以必攻之形、不据其要害之地，则虽有迫胁购赏之名而事必无成。”上欲令沈起专责王韶及高遵裕了此事，安石曰：“欲出兵迫胁，非此两人能任。”又言：“窦舜卿不宜置在秦州。朝廷付舜卿以事，奏报乃尔乖方，虽黜责可也。”上欲用韩缜代舜卿，安石以为缜兄绛在此方用兵，恐中书论议多形迹，难决当否。彦博亦以为宜用缜，安石曰：“陛下欲弃形迹嫌疑，则用缜亦奚伤？”于是用缜。缜自河东转运使入知审官西院，两月中凡五换差遣及迁职云。初，议购结吴叱腊，彦博曰：“待其复作过，乃议荡除。”安石曰：“今尚荡除不得，若今不讨，则气势愈张；以为犯汉不敢校，则合党愈众；狃前事复来犯汉，则虽欲讨除，更费力。古人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今正细易之时，为之图之，不可以不早也。”
［八月十三日］先是，上与王安石称王韶不可得，有建功名之意。安石为上言：““韶诚不可得，欲结连一带生羌，又能轻身入俞龙珂帐中，可谓有智勇。今其所擘画，决知无后害，惟须及早应副。”上曰：“今相度得事已审。”安石曰：“朝廷措置事诚要审，然亦要敏速，乃不失事机。如王韶所擘画，本路早从之，则无托硕、董裕之变。及有变，若早募获首恶，亦必已定迭。两事皆失于不敏速，遂至今未了。”又言：“韶欲于古渭置市易，非特一利而已。使蕃部得与官司交关，不患边人逋欠，既足以怀来蕃部，又可收其赢以佐军费。古渭固宜聚兵，但患财谷不足，若收市易之赢，更垦辟荒土，即将来古渭可以聚兵决矣。”上曰：“市易、耕田与招纳，乃是一事尔。”安石曰：“诚如此。臣闻亓赟说，并滔河一带为夏国所有，则绝买马之路，此又不可不招怀也。”上曰：“诚有此。”安石曰：“秦州常患地阔远难管摄，若得古渭蕃盛，因建军令救应侧近城寨，分秦州忧责，接引滔河一带蕃部，极为长利。如王韶者，令领古渭军事，亦无害也。臣闻亓赟说青唐族有七八万人，就令不及七八万人，固当有三四万人。朝廷取绥州，所费极多，然所利无几。今若得青唐，建以为军，其首领便与一诸司使副名目，令为军使，亦未为过。何则？秦州要得青唐要领，建以为军，使汉官辅之，又建古渭以为军，即秦州形势遂长足以抗西贼，一诸司使副何人不为而乃惜之乎？此事非陛下特达主张，则边帅度朝廷自来不能如此行事，必不敢议及。若使枢密院同议，亦必以未曾有此体例沮诘，惟陛下特达主张，然后此事可必成无疑也。向王韶奏状言一岁不过费二三千贯钱者，此是欲朝廷肯听从，所以不敢大作擘画。陛下须恢张此辈意气，令尽理经画，勿拘守自来体例。汉高祖封沛令，使乘轮驰骋，由此诸城皆向风慕利而降。今厚抚初附，则诸羌欣慕，争来投汉，然后可以收其酋领，明示约束，使异日为用。不然，则徒费料钱，不免与西人交通，临时不为用，实无补也。”
［八月十五日］于是，上令安石作书谕韶，具曰：“事当申经略司者，但令奏来。”安石因言：“韩缜虽粗有材气，然非欲建立功名者，陛下与一待制已满惬，内迫大臣论议，外又困于众人语言，又本无立功名志气，兼见缜所辟人已草草，要恐未能副陛下任使。陛下常须驱策令向前乃可。今陛下主张王韶，议者必以为因此更令人转嫉韶，适所以害之，此大不然。汉祖令陈平护军，平无行受金，诸将不服。高祖令尽护诸将，乃不敢言。人主须弹压得众定，乃可立事。陛下用手诏戒饬缜辈，然不如痛行遣李师中使知警惧，则陛下不言，人自奔走以承圣旨。如其不能，虽手诏亦未免坏废也。譬如天以阳气兴起万物，不须物物浇灌，但以一气运之而已。陛下刚健之德长，则天下不命而自随，若陛下不能长刚德，则流俗羣党日强，陛下权势日削。以日削之权势欲胜日强之羣党，必不能也。”
［八月二十六日］既而彦博等欲牒夏人以复圭擅出界事，且乞降诏。王安石曰：“夏人但见复圭屡出侵之，不知所以，或当少有畏惮。若便牒报，示以情实，往往旅拒。”上曰：“善。”乃不果牒。［九月二日］己丑，上谓王安石曰：“司马光言方今是非淆乱。”因曰：“是非难明，诚亦为患。”安石曰：“以先王法言考之，以事实验之，则是非亦不可诬。且如司马光言不当令薛向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以先王法言考之，则懋迁有无化居，有何不可？又言薛向必失陷官物，以事实验之，向果失陷，即光言为是；向果无失陷而于官物更能蕃息，即光言为非。他皆仿此。”上曰：“司马光云：‘如李定不孝，王安石乃欲庇护。如苏轼虽贩盐，亦轻于李定不孝。’然定岂得为不孝乎？”安石曰：“且勿论李定孝与不孝，陈荐言李定，谢景温言苏轼，均是令监司体量指实，不知有何偏异？”于是安石又言：“近世执政务进朋党、蔽塞人主、排抑才士、不可驾御者，故今侍从有实材可用者极少，而其相阿党、不修职事、趣功实者则如一焉。”上患异论者不悛，曰：“或引党锢时事以况今，如何？”安石曰：“人主昏乱，宦官奸利，暴横士大夫，污秽朝廷，故成党锢之事。今日何缘乃如党锢时事？陛下明智，度越前世人主，但刚健不足，未能一道德以变风俗，故异论纷纷不止。若能力行不倦，每事断以义理，则人情久自当变矣。陛下观今秋人情已与春时不类，即可以知其渐变甚明。”上又言：“或以为西事恐大臣不为用。”安石曰：“法行，则人人为用。以天下人了天下事，何至以无可用之人为患？”因引孟子瞽瞍杀人事曰：“先王制法，虽天子之父犯法，人不得贷也。此孟子所言，尧、舜所行，非申、韩之言也。”上曰：“武后能驾驭豪杰，以法行而已。”安石曰：“今士大夫孰能如姚元崇、宋璟、狄仁杰者？如此辈人尚可驾驭尽力，况下此者乎？”
［是日］兵部郎中楚建中知沧州。建中先为京西转运使，时方用兵西方，边臣多荐建中者，召对不称旨，故有是命。其后，中书又拟建中为河北转运使，上难之，王安石曰：“河北提点刑狱及转运使三任者已皆严急，建中平审，参用为善。”上从之。
［九月五日］安石留身，上曰：“见所论陈襄文字甚善。”
［二月五日］于是，上问执政曰：“布所言肉刑，可即行否？”安石曰：“理诚如此，即行亦无害，但务斟酌。所当施肉刑者，如禁军逃走未曾结构为非，又非在征战处，诸合斩者，刖足可矣。”冯京以为坏军法，安石曰：“前代军法但行于战伐时，若罢兵，即解约束。律在军所与平时法自不同也。”上曰：“如盗贼可用肉刑更无疑，斩趾亦是近世法。”京言唐太宗亦终不用，安石曰：“太宗虽用加役流代斩趾，然流终亦不可独行，故唐已有决杖配流之法。盖当时自有别敕施行，不专用律。若专用律，则死罪外即用流法，无以禁奸，决不可行也。”
［是日］先是，上言陈绎制辞不工，欲用曾布，疑布所领事已多。王安石曰：“布兼之亦不困。”遂以布直舍人院。安石因言：“制辞太繁，如磨勘转常参官之类，何须作诰称誉其美，非王言之体，兼令在官者以从事华辞费日力。”上曰：“常参官多不职，每转官，盛称其材行，皆非实，诚无谓。”安石曰：“臣愚以为但可撰定诰辞，云：‘朕录尔劳，序进厥位，往率职事，服朕命，钦哉。’他放此撰定，则甚省得词臣心力，却使专思虑于实事，亦于王言之体为当。”冯京以为不可。上卒从安石言。上又欲用张琥直舍人院，京复荐刘攽、曾巩、苏轼，上不答。攽时通判泰州，巩通判越州，轼罢开封府推官，通判杭州未赴也。
［二月六日］壬戌，韩绛乞用陕西路提点刑狱韩铎权河东转运使。上曰：“铎暴刻，恐河东新经疮痍之后，未可用。”文彦博曰：“韩绛要铎了边事，今不用铎用他人，恐败事。”冯京曰：“铎好希向时事。”王安石亦言铎反复。上曰：“如肯希向时事，虽小过当扰人，犹胜陈汝羲、张问故意坏事。”安石曰：“故意坏事与希向扰人，皆不可也。”因言：“铎初助行常平法，后闻臣将罢政事，遂一切沮坏，如此人恐难任以边事。”上曰：“当察之。”安石曰：“恐察得时已害事。”上曰：“别未有人，张问等必难留在任，且用铎，如何？”安石曰：“善。”遂从绛请。
［二月二十一日］诏增开修漳河役兵及万人，并力于四月以前毕功。上患财用不足，文彦博曰：“要丰财安百姓，须省事，如漳河累年不开何所妨？漳河不在东边即在西边，其利害一也。今盛发夫开河，只移得东边河，却掘西边民田，空劳民，何所利？”王安石曰：“若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则或东或西，为害一也；若治使行地中，则有利而无害。若或东或西，利害一也，则禹何须浚川，尽力沟洫？劳民诚不可轻，然以佚道使民，虽劳不可不勉。”上笑。
［是日］上论王猛，王安石曰：“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能，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猛至微浅，然不如是，亦不能济此功。”上曰：“流放尸素，诚为先急。”安石曰：“但尸素尚宜以流放为先急，况又沮坏时事，固所不容。臣观王猛临终与苻坚所言，尤知猛有智虑。苻坚志大而不见几，好功而不忍，内有慕容垂之徒不诛，而外欲伐晋，此其所以亡也。猛知坚不能除垂之徒，故劝以勿伐晋。不然，以秦之强，而欲取晋，何难之有？”上曰：“先知害，乃可言利。今内困于财用，则不可以有事北狄，亦犹内有慕容垂之徒未诛，则不可以有事于晋也。”冯京曰：“臣常言天下事不可急。”安石曰：“有一日行之而立见效者，亦不可不急，若流放尸素之类是也。如用兵于强敌，乃当待时而为之不可过。”
［三月三日］上召两府对资政殿，出庆州军变文字。潞言“朝廷多所变更，人不安”云云。冯言“府界淤田，又修差役，又作保甲，人极劳弊不易”云云。余曰云云，“更张事诚非得已，但更张去人害则为之，更张而更害人则不可为。又有事诚可为，而时势之宜未可以为者，亦未可以为。如讨夷狄，招边境，于今时事之宜，是未可为者。《礼记》以为‘事前定则不跲’，今天下事要须前定，不临时为人议论所移。”
［三月四日］先是，上问执政以啰兀城存弃，王安石以为当俟李评等相度至议之。上曰：“李评等若以为可守，何如？”安石曰：“傥不须筑堡运粮，则存而守之无害。”上曰：“如欲守之，固当筑堡。”安石曰：“筑堡则致寇。今抚宁新陷之后，士气沮怯，乃于贼界中作堡，又必致寇，以沮怯之众当力争之寇，则其生变必矣。况又陕西人力疲困，难于供馈乎？”上曰：“如此，当不复计惜已费财力，弃之而已。然以见兵三千人在彼为可虑，及积粮草多为可惜。”安石曰：“今评等相度急递闻奏，俟其奏至，弃之未晚。”上曰：“啰兀城非不可营，但举事仓猝为非。”安石曰：“三代之事固未及论，但如李牧犹弗肯速争小利。盖善用兵者，其节短，役不再籍，粮不三载。若诚出此，则啰兀城小利，自不当营，非特失于举事仓猝也。《易》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是以‘动而不括’。今动无成算，又非其时，宜其结括也。先王惟知时，故文王事昆夷。方夷狄未可以兼之时，尚或事之，此乃所以为文王也，岂害其为圣乎！今人材未练，财用未足，风俗未变，政令未行，出一令尚患州县不肯服从，则其未能兼制戎狄固宜。宣王当周衰之后，风俗坏，人材少。《诗》曰：‘德輶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当是时惟一仲山甫能好德，群臣无助之者。宣王能与仲山甫协力，以养育成就天下之人材，人材既足，然后征伐，故宣王征伐之时，首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言宣王先成就天下之材，采而用之，所以能征伐也。今欲使战守，则患将帅非其人；欲使之转粮饷、运材物，则患转运使非其人。又国财民力困匮如此，则征伐之事固未可议也。”上以乏材为患，安石曰：“文吏高者不过能为诗赋，及其已仕，则所学非所用，政事不免决于胥吏。武吏或出行伍，或出子弟，但厚设饮食称过使客，则名誉官爵随之。此风今固未能尽变，则乏材固无足怪者。但陛下力行不已，搜举能士，责以功实，风俗渐变，政令渐行，则人材终当不可胜用矣。”上悦。及是，遂弃啰兀城而有是诏。
［是日］先是，韩绛奏河外所修荒堆寨，久远不可守，已令废拆，且抽兵回，而吕大防独不肯，绛因使大防以便宜往相视，大防又迁延麟州不即往。大风雨，役人暴露，终夜叫号，河外官皆以为言。王安石白上曰：“朝廷便宜只付韩绛，岂可转付大防？欲戒大防，凡事当申宣抚司，毋得径行。荒堆寨乞令毁拆，如宣抚使指挥。”上疑大防方往相视。安石曰：“若不决然可弃，绛岂肯如此？不须竢大防报也！”上既手札谕大防，乃降是诏。
［三月九日］甲午，上批：枢密院言保甲扰人事，令王安石体量虚实。安石以为问得颇有之，为奸人扇惑，恐刺为义军故也。欲令提点司人分头抚谕，冯京言：“不须以五百人为一保，管仲内政寄军令亦只是五人为一保。”上欲且罢都保正，安石曰：“不须罢都保正，保正非所以致人不安也。”上言：“久远须至什伍百姓为用，募兵不可恃。”安石曰：“欲公私财用不匮、为宗庙社稷久长计，募兵之法诚当变革，不可独恃。”上曰：“密院以为必有建中之变。”安石曰：“陛下躬行德义，忧勤政事，上下不蔽，必无此理。”上问建中所以致变，安石曰：“德宗用卢杞之徒而疏陆贽，其不亡者幸也。”
［三月十日］乙未，降工部郎中、宝文阁待制王广渊为度支员外郎，依旧职知庆州，右司谏、直龙图阁赵卨复权发遣延州。上既罢广渊，用郭逵判永兴，而宣抚司亦先命陕西转运使毋沆权延州，促赵卨往延州，令广渊须卨到交割讫，于乾州听旨。会广渊奏叛兵随定，上称广渊所奏允当，亟诏广渊、卨未得依宣抚司指挥，又欲徙逵延州，别选重臣镇永兴。王安石曰：“请降广渊官或职，留治庆，卨治延，逵治永兴，皆勿徙。”且言：“今两州帅臣皆客寄，上下不相保信非便，宜速定，使上下相安，无苟且意。”上从之。故广渊止坐贼发所部夺两官，行至奉天复还。初，命逵兼四路安抚使，安石以为不便，寝之。
［是日］上曰：“用兵须有名，如何？”余以为无名则不可用兵。上曰：“恐但顾力如何，不计有名无名。”余曰：“苟可以用兵，不患无名，非兼弱攻昧，则取乱侮亡，欲加兵于弱昧乱亡之国，岂患无名？但患德与力不足耳。”
［三月十九日］时枢密院言因置保甲有截指断腕者。安石初以为然，既旬日，更白上曰：“臣召问开封差役公人，以为保甲皆人情愿，无不便者，实不如枢密院言。又得赵子几奏：推究截指者两人，其一人遍问无有，一人盖因斫桑误伤，有三人为之证。臣所问乃初倡言者也。”
［三月二十二日］上与王安石论保甲事，以为诚有斩指者，中官历十三县探麦苗问得如此，然百姓亦多会得见。习射九，去帖子常甚远者亦相劝，以为若捉得贼，官必有酬奖。又曰：“得大户作都副保正，自言管辖景迹人，若便废罢，即却被景迹人雠害。此极是好法，要当缓为之。”诸县官吏多不能称人意，上以为当以渐，只委知县为之。安石以为知县多非其人，不可委，上曰：“如此，则罪知县可也。”安石曰：“令选人为之，尚不免违失法意致惊扰。若委知县为之，其致惊扰但有甚于选人。及其惊扰已甚，乃始罪之，恐已无及。且奉行法令不能称人意，便加之罪，此陛下所未能行于朝廷也，如何遽责赵子几辈行之于州县？”安石又为上论保甲：“致人斩指，亦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以朝廷所选士大夫甚少，陛下一有所为，纷然惊怪，况于二十万户百姓固有愚惷为人所感动者，岂可以此故遂不敢一有所为？《说命》曰：‘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苟欲瘳疾，岂能避瞑眩？今保甲所惊者，畏为义勇、保捷而已。就令尽刺为义勇、保捷，陕西、河东固尝如此。”上曰：“如此则恐不便，须致变。”安石曰：“陕西、河东未尝致变，则人情可知，岂有怕为义勇即造反之理？”上曰：“民合而言之则圣，亦不可不畏；自上制法以使之，虽拂其情，然亦当便于民乃可。”安石曰：“今保甲固疑有断指以避丁者。然臣召八乡人问保甲事，皆以为便。则合众赤论之，固知其便。设有斩指者，非众情皆然也。今所以为保甲，足以除盗，然非特除盗也，固可渐习其为兵。既人人能射，又为旗鼓变其耳目，渐与约免税，上番代巡检下兵士，又令都副保正能捕贼者奖之，或使为官，则人竞劝，然后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事渐可以复古。此宗庙长久计，非小事也。但要明断，不为浮议所夺而已。赵子几能得府界民情，可久任，付以此事必有成。今保户已愿免体量草，养马事固已有绪。”上大说，曰：“此极好事，然且缓而密。”安石曰：“日力可惜。”上曰：“然亦不可遽，恐却沮事。”安石曰：“此事自不敢不密，今日独王珪在此，必不漏此言，所以敢具陈。”
［是日］上不欲用陈箴为邕州，以与萧注不相下。余以为注陵之，故致此。上欲以箴知钦州。前一日，南厅议移桂州经略于邕州，恐交趾反侧，且俟交趾入贡，乃议移经略。今日以苏缄知邕州，上许之。
［三月二十五日］上改定如安石所草。又读至见在审官、铨合入远人令权入近地，上曰：“当增云次远及近地。”其后冯京言：“川峡差本土人知州不便。”上问其故，京曰：“今仕宦一任远，一任近，而四路人许连任就四路，则是常得家便，实为大幸。”安石曰：“所以分远近者，均劳佚甘苦。今内地人不乐入四路，四路人乐就家便，用新法即两得所欲，何须苦之使两失优便？且此非特便于士人，省吏卒迎送劳费，尤为善法也。”
［三月二十八日］上论农兵事，欲行宋道召人免税充弓箭手事。潞以为决不可行。余曰：“恐不行，但亦不须如此，诚以利害驱民习兵，则何必用宋道之策。臣愚以为当如差役法，自内修之法成，则可举而措之天下。”上曰：“差役则如此可也。兵事必须自有兵处始，则人不骇而事易就。”余曰：“诚如此，但恐边臣未能举此以副圣意者。”因略为上言民可以利驱，使趍为兵。
［是月］上论所以致国治强。余以为：“非什伍其民而用之，则不可以致治强，他时固未易议此，如陛下明于道德，忧勤政事，上下无弊，乃可以议此。”
［四月十九日］知太原府吕公弼言：“请复王庆民前坐所部城不完夺官。”上阅奏，曰：“庆民首言河外荒堆等处城堡非便，果劳民无功。凡前言啰兀城、荒堆等不可城，城之无利者，宜悉具名以闻。朝廷常患边吏不忠信，苟先事有言如庆民者，亦可嘉也。”王安石曰：“汉高祖以鄂千秋一言明萧何功，则封关内侯；自平城归，诸言匈奴可击者斩。赏罚明如此，故能不劳而尽群策。”上言：“李清臣等可责。”安石曰：“张景宪言杜诩保明啰兀城道路宽广，亦不可以无责。”上以为然。诩初以殿中丞致仕，改授忠武节度推官、书写宣抚司机密文字，从韩绛所请也。
［是日］王安石白上：“保甲习武艺新法如何？”上曰：“候秋冬闲，差役事了当颁行。”又谓安石曰：“人不能无过失，卿见朕有过失，但极口相救正，勿存形迹。”安石谢曰：“当尽死力，不敢存形迹。”上虑难济，安石曰：“此在陛下，不可以他求。观今年人情，听上所为，不敢侮慢，孰与去年？”又曰：“陛下圣德日跻，风俗会丕变，何忧难济！”
［四月二十五日］阎绶与提点刑狱孔宗翰尝为交代，故宗翰自提点改知蕲州。
［五月九日］上曰：“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安石对曰：“今义勇、土军上番供役，既有廪给，则无贫富皆可以入卫出戍，虽未有租庸调法，亦可为。第义勇以良民为之，当以礼义奖养。今皆倒置，湼其手背，人不乐一也；教阅靡费，人不乐二也；又使运粮，人不乐三也。近更驱之就敌，横被杀戮，尤使人惮为之。”冯京曰：“义勇近亦有以挽强得试推恩者。”安石曰：“挽强以力有分限，苟力不足，则自绝于进取矣。是朝廷有推恩之滥，而初非劝奖使人趋武事也。今措置义勇，皆当及此，使害在于不为义勇，而利在于为义勇，人以得籍名于义勇为幸。至于以武艺推恩，随人材之高下，使咸有幸得之心，则俗可变而众技可成也。臣愿择其乡闾豪杰为之将校，稍加奖拔，则人自悦服。矧今募兵为宿卫，有积官至刺史以上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况此不至如此费官禄，已足使人乐为之。陛下诚能审择近臣皆有政事之材，异时可使分将此等军。今募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不足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长计也。”上极以为然。
［是日］安石又以为诸军宜各与钱作银楪子之类劝奖习艺，然宜为立条例，使诸路一体，不然，则诸路各务为厚以相倾，而无艺极。文彦博曰：“付与州郡公使，当听其自使。向时曾令公使置例册，端午，知州送糉子若干个，亦上例册，人以其削弱为笑。”安石曰：“周公制礼，笾豆贵贱皆有数。笾豆之实，葅醢果蔬，皆有常物。周公当太平之时，财物最多，岂可制礼务为削弱可笑。盖用财多少，人心难一，故须王者事为之制，则财用得以均节，而厚薄当于人心也。”
［五月十一日］安石又白上：“前此枢密院言淤田役兵多走死，至一指挥但有军员五人归营者。又言府界营妇举营诉于提点刑狱，乞放淤田兵士。密院遂札付提点司密切体量。安石取簿历根究，得淤田兵士走死多处不及三厘，用法走死及八厘，尚合得第一等酬奖。又问密院何以言‘但有军员五人归营’，云得之曾孝宽，孝宽得之李琮。于是，赵子几以牒问李琮，令具军分役处。琮得申状，乃云：‘曾与孝宽言未淤田前一年，荥泽斗门役兵两处，各前后逃走，每起走却三十余人。’又闻得有两营妇经提点司诉都水监见役修造未放，乞依淤田所例放归。营妇所以诉，乃以淤田所放早故也。”上曰：“曾孝宽何故如此？”安石曰：“孝宽及琮皆不可知，或止是误听，亦不可知。”冯京曰：“人言所闻何害？”上曰：“小人好如此，恐宣力者解体。密院前言淤田如饼薄，朕令取一方土，如面厚尺余，问得极有深处。”京曰：“固有薄处。”上曰：“要不皆如饼薄。”安石曰：“薄处若水可到，但当令次年更淤，有何所害？”上曰：“陈荐前日上殿，言喜朝廷觉察，罢却淤田。问荐何谓，荐言人号诉以为不便。”安石曰：“陛下用陈荐辈为股肱耳目。为股肱当为身捍患，为耳目当听察广远。今荐权发遣开封府，府界内淤田其罢与不罢及利害初不曾知，不知陛下耳目何所赖？周公戒成王：‘当识其所不享，唯不役志于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颁朕不暇。’今人臣各怀利害爱憎之心，敢诬罔人主，无所忌惮，其为不享甚矣。陛下固容有所未察，虽复察见，亦无所惩，即与不察见无以异。如此，则事实何由不爽？小人安能无侮？虽以周公为相臣，恐徒纷纷不暇，无缘致平治也。”琮，江宁人，时知阳武县。
［五月十八日］王安石因东明诉役钱事称疾卧家。是日，上遣中使趣安石入见。
［五月十九日］余为上别白言事实，上固洞见本末矣。
［五月二十日］甲辰，上患边臣观望朝廷意度为缓急，不肯竭情了事。王安石曰：“此在陛下。陛下诚能御群臣以道，使各尽力济务，莫敢为欺，则陛下可不劳而天下治。若不能如此，徒役两耳目聪明，夙夜忧勤于上，而臣为陛下尽瘁于下，恐终不能致治。边事且勿论，试论近事。近者庆州兵变，陛下不能不旰食，大臣宜以此时共忧所以消弭。然方共乘陛下恟惧，合为异论。至于淤田、保甲，与庆州兵变事不相关，此众人所知，非待至明而后察也，然众论尽然。陛下虽知其非，能使其有所忌惮否？大臣在前，尚无忌惮如此，则边鄙疏远，何可禁其不为欺罔？臣恐以区区之身为陛下独劳，亦不能济平治也。臣愚以谓大畏众志，使无实者不敢肆其说，而忠力者不为小人所沮，则陛下不须忧劳而治道自成。”上曰：“良是。”
［是日］又谓庆州兵变，不当归咎于保甲、淤田。
［五月二十六日］［是日］王安石既对，留身请去，上固留之，曰：“风俗久坏，不可猝正，事有万绪，卿如何却要去？且体念朕意，不须恤流俗纷纷。”安石曰：“臣材薄，恐误陛下属意。陛下试观前代兴王，亦有为政数年而风俗不变、纪纲不立如今者乎？”上曰：“前代或因衰乱方生，人情迫急，为之解患释难所以易。今颓坏之俗已久，万事收敛，使就法度，则不得不难，其纷纷亦固宜，但力行不变自当改。如富弼事，向时岂有按劾，今乃案治。如此等事行之已多，人情恐渐变。”安石曰：“以臣所见，似小人未肯革面。臣愚以谓陛下诚能洞见群臣情伪，操利害以驭之，则人孰敢为邪？但朝廷之人莫敢为邪，即风俗立变，何忧纪纲不立？如唐太宗时，裴矩尚肯为正谏，况其素不为邪者乎？”上追咎西边事，以为唐太宗时固无此。安石曰：“臣自接侍清光以来，陛下固未尝许韩绛以智略，一旦举一方之事属之，则边事自宜如此。”上曰：“朝廷固未尝令其如此。绛失本指皆出于意外。”安石曰：“陛下许其便宜节制诸路，则其如此固其理也。边事已往，固无所及。臣愚以谓陛下忧勤众事，可谓至矣。然事兼于德，德兼于道。陛下诚能明道以御众，则不待忧劳而事自治；如其不能，则虽复忧劳，未能使事事皆治也。陛下诚能讨论帝王之道，垂拱无为，观群臣之情伪，以道揆而应之，则孰敢为欺？人莫敢为欺，则天下已治矣，臣敢不且黾勉从事？若但如今日，恐无补圣治也。”
［是月］上闻酸枣有升下户入上户，手敕：“如此，则是有免第四等役钱之名，而无其实”云云。于是司农有状乞约束升降，并须约见今等第物力，如或敢将物力不及今下等第之人升作上等，务要足约定之数，则官吏并科违制，不在去官赦降原减之限。上以为然，从司农所奏。余曰：“治百姓当知其情伪利害，不可示以姑息。若骄之使纷纷妄经中书、御史台，或打鼓截驾，恃众为侥幸，则亦非所以为政。天下事大计已定，其余责之有司，有不当则罪有司而已。今每一小事，陛下辄再三敕质问，臣恐此体伤于丛脞，则股肱倚辨于上，不得不惰也。”
［六月十二日］余曰：“且以近事验之，方边事之兴，陛下一日至数十批降指挥，城寨粮草多少？使臣将校能否？群臣所不能知，陛下无所不察。边事更大坏，不如未经营时。此乃于陛下于一切小事劳心，于一大事独误。今日国事，亦犹前日边事也。”
［六月二十一日］甲戌，武宁军节度使、左仆射、同平章事富弼落使相，以左仆射判汝州。通判亳州、职方郎中唐諲，签书判官、都官员外郎萧傅，屯田员外郎徐公衮，支使石夷庚，永城等七县令佐等十八人皆冲替，坐不行新法，置狱劾治，而有是命。弼先许给假就西京养疾，于是弼辞汝州，乞依先诏养疾西京，上不许，弼乃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签书，止令通判以下施行。他日，王安石为上言：“弼虽责降，犹不失富贵之利，何由沮奸？”又言：“行弼事，要未尽法。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夺使相。弼生平自以宽恤百姓为事，今所以不放税，其情可见也。”上曰：“常平事，壮家所为，吏独不能为，是不能为吏也。不能为吏，虽废为民未为过。”安石曰：“诚如此。民所能而吏不能，虽废为民不为过。凡命有德，讨有罪，皆天也。人主奉若天道，患所讨不当而已。”
［六月二十三日］东上合门使、枢密都承旨李评喜论事，往往施行。然天资刻薄，在合门及枢密院招权不忌，多布尔目，采听外事自效以为忠，侥幸大用，中外侧目。又尝极言助役法以为不可，王安石尤恶之。
［十二月十八日］中书、枢密院同进呈：“王韶奏俞龙珂及旺奇巴等举种内属，乞依已得朝旨，除俞龙珂殿直、蕃巡检，又分其本族大首领四人为族下巡检。既分为四头项，自此可令不复合为一，免点集作过。又乞除旺奇巴殿侍、秣邦一带巡检。”上曰：“如何便言举种内属？”王安石曰：“不知如何不谓之举种内属？”上曰：“须点集得，方为内属。”安石曰：“不知今欲如何点集？”上曰：“亦须便点阅见户口人数。”安石曰：“羁縻须有渐，如何便令王韶点阅得彼户口人数？”文彦博曰：“若与料钱，又使不得，可知是不易。”安石曰：“如此诚易。然便要点阅，恐却未有此理。”彦博曰：“在此见不得，到秦州乃见，极微杪，不足虑。”安石曰：“昨拓硕只引一蕃僧来秦州，便奈何不得。今幅员数千里强族，设若有一豪杰自强，外立文法，迤逦内侵，则角蝉之事不可谓无之，非特如托硕事而已。只如董毡、木征自是凡才，若稍桀黠，兼并生羌，日迫内地，即是复生一夏国，岂得以为微杪不足虑？老子以为其脆易破，其微易散，其未兆易谋。就今生羌微杪，正是当施谋计之时。若待其党众架合，则欲经营，已无所及。”上曰：“然要须点集得，方为实利。”安石曰：“诚如此。然今朝廷十万缗钱付王韶等蕃息，收其息以为内属人禄赐，非有伤财劳民之事。就令三五年间未可点集，亦终为我羁縻，免更有创立文法为边陲之患，亦自有利无害。若如王韶本谋，即终当为吾民，不患不可点集也。韶本谋欲以官致首领，以蕃勇敢招其强人。其强人服于下，首领附于上，则余人不患不为我用。然此事恐须少待岁月，乃见成效耳。”彦博曰：“分却俞龙珂族下人作四头项，恐俞龙珂不肯。”又言：“未须与殿直与军主，恐见得力蕃官觖望生事。”安石曰：“分为四头项，既责任王韶，韶必有斟酌，朝廷何由遥度？不知蕃官如何便敢觖望？”彦博曰：“俞龙珂等并不为用却与官，既为用者如何不觖望？”上曰：“事体有大小，如木征作刺史，董毡作节度使，何尝为用？蕃官亦岂可觖望？”安石曰：“秦州蕃官如令修己见作殿直，不知有多少族帐？朝廷除与俞龙珂、旺奇巴官，于令修己何事，便敢觖望？”彦博曰：“如韩绛厚蕃兵，便致汉兵作过。”上曰：“此事不类。”令悉依王韶所乞。上又曰：“谅祚不得全以为狂妄，见韩缜说嫁女与裕勒藏喀木，所资送物极厚，此所以能得裕勒藏喀木也。抚结羌夷须厚。”安石曰：“厚薄要当理分，则能服人。若应接不中事机，施恩不当理分，则虽过厚，适足生骄。此所以当择人付之，使度事机应接而已。”枢密院退，安石论彦博语曰：“人主御将帅，当有方略。汉高祖拔用亡虏，置之旧将之上，固未尝待其功绩着见，何尝畏旧人怨望？若令修己辈，亦弹压不定，即何以制海内？”
［正月九日］余曰：“如西事之初，陛下喻臣与韩绛，中外一体，且相协济。臣窃谓陛下此言是待臣与韩绛皆欲以事为己功也。臣以此于西事不能存形迹，然事至不得已，亦不敢嘿嘿。但人臣之义量而后入，故不敢先事极争。先事极争，则无后事之验，臣终身受妨功害能之嫌。”
［正月十七日］王安石不以范育、吕大忠等所言为然，白上曰：“臣谓育：‘朝廷但遣育于延州立封沟，非遣育于夏州立封沟，于《周礼》有何违异？’又育言：‘《周礼》但立中国封沟，与夷狄接境，即无之。’臣谓育：‘中国是腹里，却立封沟；与夷狄接境，乃不立封沟，此何理？’大忠言：‘但当择帅，不当立封沟。’臣谓大忠：‘朝廷但遣大忠立封沟，即不责大忠择帅。’育与大忠恐不可遣，不若但委本路使臣。”上令别择官换两人。
［正月十九日］枢密院初不欲立封沟，及议差官，先拟薛昌朝，上既不用昌朝，而育与大忠议复异。昌朝、育皆中书所斥者，故安石每疑文彦博等设意沮己云。
［正月二十三日］上批：“近中书画旨施行事，止用申状，或检正官取索到文字，此事体不便，可检会熙宁三年条约遵守。”先是，三年有诏，须急速公事方得用申状施行也。王安石白上：“近缘河上事急速，所以只用申状行。且用申状施行，亦必得旨乃如此，即于事体未有所伤，理分不为专辄。但要事务早集而已，非过也。臣窃观陛下所以未能调一天下，兼制夷狄，止为不明于帝王大略，非谓如此小事有所不察也。”上曰：“天下事只要赏罚当功罪而已。若赏罚或以亲近之故，与疏远所施不同，则人不服。”安石曰：“臣自备位以来，每自省念，惟断法官罪与在外官失出入人罪不同，盖以谓不如此，即法官不可为，非敢私之也。他即不省觉，乞宣谕，令臣得以思愆。”上曰：“法官即当如此。”安石曰：“法官之外，不知陛下所见闻何事？”上曰：“朝廷固无阿私，但外方亦未免有用意不均事，如勘河决事，乃独遣程昉。”安石曰：“陛下已令分析，但恐有说。缘昉开漳河，后来又在京师提举淤田，当以此故不勘。兼程昉要作第五埽堤被，外监丞不肯，所以致河决，昉恐不当勘。”上曰：“如此亦合声说。”安石曰：“若不当勘，又何须声说？纵失声说，亦有何利害？未得为阿私伤政体。”上曰：“程昉性行轻易，昨上殿说：“中书每有河事必问臣，臣说了方会得。”闻张茂则亦被昉迫胁云已得中书意旨，令如此作文字。外官被昉迫胁可想见。然才干却可使，但要驾驭尔。”安石曰：“中书所以用程昉者，为河事无人谙晓，又无人肯担当故也。塞河是朝廷事，非臣私利。陛下试思中书所以委任程昉，不知有何情故曾盖庇却程昉何等罪恶？不知陛下闻得程昉复有何负犯？”上曰：“闻昉所举买草官，悉是内臣揽作文字人。”安石曰：“陛下所闻，臣恐亦未必实。岂有许多人悉是揽作内臣文字人？就令如此，中书亦无由知。但转运司买稍草不得，须至委昉，委昉即须许之举官。臣愚以谓先王使人用冯河，冯河之人不择险阻，轻于进取，然其用之，乃不害国，如昉是也。若是妨功害能、肤受浸润之人，虽能便辟，伺候人主眉睫间，最能败坏国事。恐如此人乃合觉察。今陛下于此辈人，乃似未能点检。陛下修身齐家，虽尧、舜、文、武亦无以过，至精察簿书刀笔之事，群臣固未有能承望清光。然帝王大略，似当更讨论。今在位之臣有事韩琦、富弼如仆妾者，然陛下不能使之革面。契丹非有政事也，然夏国事之极为恭顺，未尝得称国主。今秉常又幼，国人饥馑困弱已甚，然陛下不能使之即叙，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此非不察于小事也，乃不明于帝王之大略故也。陛下以今日所为，不知终能调一天下、兼制夷狄否，臣愚窃恐终不能也。陛下若谓方今人才不足，臣又以为不然。臣蒙陛下所知，拔擢在群臣之右，臣但敢言不欺陛下。若言臣为陛下自竭，即实未敢。缘臣每事度可而后言，然尚或未见省察。臣若自竭，陛下岂能察臣用意？此臣所以不敢自竭。臣尚不敢自竭，即知余人未见自竭者。忠良既不敢自竭，而小人乃敢为诞谩。自古未有如此而能调一天下兼制夷狄者。如臣者又疾病，屡与冯京、王珪言，虽荷圣恩，然疾病衰惫，耗心力于簿书期会之故，已觉不逮，但目前未敢告劳。然恐终不能上副陛下责任之意。”上默然良久，乃曰：“朕欲卿录文字，且早录进。”安石曰：“臣所著述多未成就，止有训诂文字，容臣缀缉进御。”
［是日］安石又白上：“程昉七月八日自淤田所离京赴河上，第四、第五埽乃七月八日决，兼昉自从提举修漳河，即不曾管勾第四、第五埽，所以不曾取勘。”上以为然。安石又具言昉所举买草官五人者姓名，且曰：“陛下昨谓揽作内官文字者，必高晦也。晦尝以所为诗来见臣，与语亦惺惺，干得麄事。今既许昉举官，止要能买草耳，高节上士岂肯就昉求举？但能买草，即昉非谬举。若所举人曾揽作内臣文字，恐未合罪昉。或作过败事，然后罪昉可也。中书所以用昉，止为河事。不然，交结昉将欲何为？”上曰：“程昉何用交结！”安石曰：“今议河事，如李立之辈计料八百万工，朝廷必不能应副。即立之辈自不肯任后患，而张茂则与程昉独肯任此，比之怀奸自营之人，宜见念察。如李若愚言，恐程昉谗害，乞罢押班。臣与王珪并曾问昉，皆言与若愚无隙。若其有隙，不知是何时有隙，如何今日乃始乞罢押班以避昉？”上曰：“若愚不为程昉乞罢押班。”安石曰：“臣但见密院如此说。”上曰：“密院只是料其如此，昉不曾有此言。”安石曰：“不然，陛下何以知昉与若愚有隙？”上曰：“为淤田司事异同，有文字。”安石曰：“陛下自令若愚体量李师中、王韶，中书见其不实，乃具前后情状，乞别差官。不然，则朝廷赏罚为奸人所移，安用彼相？既沈起体量王韶果无一罪，文彦博反谓沈起附会，又谓王韶之势赫赫于关中。陛下以此不能无疑，故夺韶一官。当是时，韶实无一罪，后因韩缜打量韶所言荒地，始明白。然陛下未尝究问从初体量不实之人。昨王韶奏生羌举种内属，陛下便以为不合如此。况蕃户既受官职请料钱，不肯属夏国，即是举种内属，纵似矜功，未为诬罔，陛下即已非其如此。至于妨功害能，罔上不实，即一切不问。如此，即人孰肯为陛下尽力？尽力有何所利？”上曰：“王韶非不拔擢。”安石曰：“妨功害能，沮国害事，而陛下任用，名位过于王韶者，何可胜数？则王韶受拔擢未为优过，亦未足以劝人为忠。”
［正月二十四日］其后，知原州种古言：“招降蕃部可用为乡导，不当问其愿归。盖汉官多恶蕃部，恐迫胁令归，即反害恩信。”上曰：“如王广渊计，但欲遣归，盖广渊与韩绛不相能。”安石曰：“今绛已被斥。留得蕃户，陛下亦必不以此为功；纵遣去，亦不复加绛罪。不知广渊为此何意？”上曰：“欲表见绛所为皆非。”安石曰：“陛下但当论利害，不当探人未必然之私意。臣固尝论留得此辈无所利，但恐为患。臣近见张守约言古渭一带属户多饿死者，今边障极虚，中国久来熟户尚不暇救恤，乃更欲招夏国老弱收养，岂为得计？”上曰：“中国人固多，诚不赖夏人。然言者谓收纳夏国人，使彼人少，即于彼有害。”安石曰：“陛下欲弱彼，则先须强此；欲害彼，即先须利此。今陛下所御将帅一心奉陛下所欲为，然后可任以整缉边事。边事各有条理，然后可以挠夏国。今熟户饿死，将帅不能救恤，陛下尚不得闻知，如何乃能困夏国？臣愚以谓方今所急，在知将帅之情，以道御之，使不敢偷惰欺谩，然后边可治，边可治，则如秉常者虽欲埽除，极不为难。若未能如此，即无困夏国之理。人主计事，当先校利害。若利害果合如此，恐不须妄疑。其人心有所挟如此，则人人各怀形迹，孰敢复为人主尽力？如西事之初，陛下谓臣及韩绛皆欲以西事为己功，故有此言。臣以此于西事不能不存形迹，然事至不得已，亦不敢嘿嘿。盖人臣之义，量而后入，故不能先事极争，先事极争，则无后事之验，臣终身受妨功害能之嫌，臣以为如此害于臣智，故不敢。然怀不能已，固尝论奏。非特臣所怀如此，前日执政大臣例皆如此。今日计事，陛下尚疑有倾韩绛者，则谁复敢不避形迹为陛下计事？”上曰：“王广渊每事辄言宣抚司过失。如赵卨多夺韩绛所与酬奖人官职，然至降羌事，则以为但当善遇之，必得其用。广渊则专欲遣归。”安石曰：“陛下不当怪广渊屡奏宣抚司过失。方庆州兵未变，广渊数为韩绛言如此役使兵士非便，绛屡诋毁广渊，以为不忠，陛下亦疑广渊，后果如广渊所奏。广渊反降两官，广渊岂能内无不平之心？内有不平，则其言自然如此。陛下以种古为晓蕃情，今令问蕃人愿归者听归，岂有蕃人不晓蕃情者？若蕃人晓蕃情，即无缘有归而尽被杀戮之理。”上曰：“恐边吏欲其归，不免多方迫胁。”安石曰：“若遣归果被杀戮，则岂惮内徙？除内徙外，何事可迫胁？兼此事关众，有何急切，乃非理迫胁，不畏为人所言？”上曰：“问之无伤，要须别遣人问，佥欲令计会地界人往。”上曰：“如张宗谔即欲遣归。”文彦博曰：“王文郁乃欲存留，安石令计会地界人与边吏聚问，必不敢非理迫胁。”上又言：“王庆民前奏，招到人袒膊杀贼甚力，后乃言不可存留，止为人情反复难信。”安石曰：“彼若诚心内附，已受官职、禄赐，即为我袒膊杀贼，固本分事，如王庆民所言者是也。彼若父母、妻子皆在彼，乃为人虏掠而来，欲望其尽心杀贼，即无有此理，如前日结胜是也。此非但不可望其杀贼，亦恐更为内患。种古但云可为乡导，即不知如此人乃能为贼乡导。今要推恩，问愿留者留，去者去，即留者皆为我用，去者亦必怀惠，异时讨伐固宜有为内应报德，如食秦缪骏马、盗袁盎侍儿之类，则我虽遣去，未为不得其用也。”
［正月二十七日］刘庠言：“胜少壮武勇，恐归为夏人乡导。”又言：“前保胜者蕃官五十人，殆非实。所以奏者，姑慰众心耳。今厚赏告者，恐开诬告之路。”王安石曰：“夏人若能深入，岂少如胜者为乡导？胜得免罪遣还，夏人又尝杀其爱女，岂肯为夏人致死于我？众蕃官敢为欺罔，为将帅者更枉道以慰其心，此皆无理。”文彦博曰：“将帅于事，不得不反复思虑详合如此。”上曰：“如此思虑非是，告叛得实，顾不敢赏，恐开诬告之路，此甚无谓。”安石曰：“如此，则告变之法皆可除矣。”诏庠依前诏施行，仍与告者麟州差遣，使蕃部具见之。
［是日］先是，曾孝宽为王安石言：“有军士深诋朝廷，尤以移并营房为不便，至云今连阴如此，正是造反时。或手持文书，似欲邀车驾陈诉者。”于是安石具以白上，文彦博曰：“近日朝廷多更张，人情汹汹非一。”安石曰：“朝廷事合更张，岂可因循？如并营事，亦合如此。此辈乃敢纷纷公肆诋毁，诚无忌惮。至言欲造反，恐须深察，又恐摇动士众为患。”吴充曰：“并营事已久，人习熟，何缘有此？近惟保甲事，人情不安。昨张琥亦言军士一日两教，未尝得赏赐，而保丁才射，即得银楪，又免般粮草夫力，军人不如也。”安石曰：“禁兵皆厚得衣粮，未尝在行阵，顷陛下与十分支粮，非不加恤也。今朝廷教诱保丁，于军士有何所负而遽敢怨望者？以军士怨望，遂一不敢有所为，乃是众卒为政，非所以制众卒也。”上曰：“如此，即与唐庄宗无异矣。”充曰：“如庆州事，令属户在前，募兵在后，当矢石者属户也，于募兵无所苦而反，何也？”安石曰：“募兵与属户同出战，其劳费等。至遇贼取功赏，则惟属户专之，募兵皆不预，至令贫窘无以自活，则其为乱，固其所也。岂与教诱保丁事类？”上曰：“宣抚司所以致军人怨怒，非一事：如夺骑士马，使属户乘之；又一降羌除供奉官，即差禁军十人当直，与之控马。军人以此尤不平。”安石曰：“如此事，恐未为失。盖朝廷既令为供奉官，即应得禁军控马，如何辄敢不平？如汉高祖得陈平，令为护军，诸将不服，复令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言。小人亦要以气胜之，使其悖慢之气销。但当深察其情，不令有失理分而已。”上言：“太祖善御兵。”又言斩川班事，安石曰：“五代兵骄，太祖若所见与常人同，则因循姑息，终不能成大业。惟能勇，故能帖服此辈，大有所为。然恃募兵以为国，终非所以安宗庙社稷。今五代之弊根实未能除。”上曰：“如庆卒柔远之变，赖属户乃能定。庆卒所以不敢复偃蹇者，惩柔远之事，恐属户乘之故也。然则募兵岂可专恃？”
［二月十一日］诏与弼假。
［二月十二日］泾原经略使蔡挺言：“西事定，宜罢三将训练万五千军马。”王安石奏西人必无奔冲，粮草可惜，罢戍为便。上欲议和了徐罢之，文彦博亦以为然。安石谓西人必不能犯边，且和议不计戍兵多少，上乃令罢两将，留河中一将。
［二月十五日］上曰：“昨岐王府官各转一官，曾任东宫官宜各与转一官。”
［二月二十一日］仍令知绥德城折克隽以此事理与夏人折难商量。先是，秉常有此奏，而近羌议地界首领杨巴凌等与克隽议，乃抵以为初未尝约二十里，中间立堠开壕而已。于是，朝廷欲令牒宥州，王安石曰：“但令克隽折难可也，牒之即似示以汲汲。”故有是命。
［三月四日］知庆州王广渊言：“乞移浪斡、臧嵬等于近里汉界熟户部内买地住坐耕种，应迁徙者作三等给修造价钱，仍委经略司计口贷粮，常加存附。”从之。
［三月十九日］诏赵卨于绥德城界相度要便有水泉处修置堡寨。先是，卨欲乘夏人不意，占据生地筑堡寨，上问执政如何，佥以为卨不肯妄作，宜从所乞。王安石曰：“今若要与夏人绝，即明绝之，要与和，即须守信誓。既约彼商量地界，遽出不意占据生地，非计也。兼我所以待夷狄不在数里地，此数里地不计有无。”上曰：“朕亦疑此计未善。”因令卨具析利害以闻。卨请筑堡寨于界内，乃降是诏。安石又曰：“今陕西一路即户口可敌一夏国，以四夏国之众当一夏国，又以天下财力助之，其势欲扫除亦宜甚易，然终不能使夏国畏服，以其君臣强武。今其君幼弱，其臣不过亲昵阘冗之人，然而终不能兼制彼者，必有以也，将帅未肯出智力为陛下任事，虽欲出智力任事，亦恐未敢得志。”上曰：“有智力人诚少。”安石曰：“有智力人岂在多？但人人竭心以奉朝廷号令。
所与议出号令者，亦岂在多人？但要好恶是非分晓耳。”
［三月二十四日］进呈郭逵奏分析缘边安抚司招俞龙珂屈辱事，上曰：“却无屈辱，候差官勘王韶事，一处令勘。”
［四月三日］广渊又言：“浪斡、臧嵬地虽见今耕牧，缘前牒报夏国不曾耕牧，将来必争。”王安石曰：“夏国奏状云依见耕牧为界，即理不合争。”上以为必争，安石曰：“彼国主幼，用事者防将来归责，必且争执，至于甚不得已，众皆欲割弃，然后敢许我，所以纾将来之责。若敢旅拒，即恐无之。朝廷当知此意，即不须汲汲应之。”
［四月二十日］上戒令绥抚一路，李肃之曰：“自是朝廷以常平、助役扰州县耳。”上不悦。
［四月二十五日］先是，权发遣开封府推官晁端彦言：“杂供库岁约支九千余贯，已裁减三分之一。乞下左藏库借钱为本，依古公廨钱及今检校库召人借贷出息，却候攒剩拨还。”诏左藏库支本钱七万贯，差同勾当司录司检校库吴安持与本司户曹孙迪专一置局管勾息钱支给。是日，上批问中书：“昨支左藏库钱七万贯与开封府，召人情愿借贷，依常平出息，充捕贼赏钱。访闻本府违法，并不召人情愿请领，却将逐色行人等第配率。”王安石白上：“此臣女壻所领，必无此事，自可令冯京取索文字推究，事极分明，未尝配率也。”
［四月二十六日］广渊又言：“浪斡、臧嵬官已买与地，初不曾侵耕西界，惟是宣抚司指挥，后有七十余户侵耕生地百余顷，乞令鲜于师中相度。”文彦博曰：“广渊作帅，岂可却推师中相度？”安石曰：“广渊但恐朝廷不信，故欲朝廷质师中，亦不为避事。”又谓吴充曰：“朝廷亦不须计惜此尺寸地。”充曰：“只恐违却元降指挥。”安石曰：“若指挥外求索则难，若指挥内自有所裁损，何为不可？”文彦博、冯京及充问蔡挺，挺言：“地已尽耕，向时所买地皆不可种，有名而已。”上曰：“何如？”彦博曰：“必已尽耕，西人地不止百余顷。”上曰：“蔡挺必知子细。”挺曰：“臣去庆州后，方招到浪斡等，闻官所买地不堪耕，后来尽耕却蕃人地。”安石曰：“挺亦止传闻，此事可案验，令鲜于师中案验尽耕与不尽耕及所耕顷亩，皆可见诣实。”上曰：“若专要退地，即如何措置臧嵬等？”安石曰：“向来只用二千贯买地，一顷才十贯余，宜其不好。今若以臧嵬等归附，务在优抚，即捐数万贯买地给与，必不至失所。”佥以为无地可买。上曰：“又恐买却地，熟户无以安存。”安石曰：“熟户亦须自有买卖田地者，官以善价买其地，卖地者不患失所，亦不患无地可买。”上曰：“只恐羌夷性贪，示以弱即转无厌。”安石曰：“羌夷诚不可狃，然亦计度事势，若强弱适相当，即狃之更来侵陵无已；若彼方困弱，困弱而示强，即我稍假借以利，更易为柔服。且边鄙事须计大势，即此尺寸地未有所计，彼岂以尺寸地便绝和好？虽固争不与，彼亦不过声言点集为迫胁之计，终未敢便深入也。然此小利恐不须争。”挺曰：“若相度买地，须候商量界至事定。未定间若彼知买地，即难商量。”上曰：“相度地事，须令经略司密之。”安石曰：“此事不须密，若彼知我买地，必更缓以待我，我若有地可买，自可退地与彼，我若无地可买，可必要彼地，则彼亦知我取之非得已，正恐他路亦有侵地，因此更难商量。”挺以为诸路地与此不同，此地为有数山寨，界至分明，故必争。安石曰：“陛下初议界至，亦料此处难商量，即知他处与此处不同。”上曰：“广渊作帅，须专委广渊计置此事。”安石曰：“按验地即不须要鲜于师中。”上乃从安石言，令广渊相度以闻。于是，退地与夏国，改徙臧嵬等，广渊言庆卒尚反侧，未可用，不宜有疆事故也。
［是日］先是，御史张商英言薛向罪，王安石白上曰：“臣于衙前押纲事，每事询闻，极感向照管无稍留滞，及因商英论奏，向赍文字说辨，乃知所闻非谬。向为三司使，所任已重，又于此事尽力，反见侵辱如此，何由得其心？陛下见商英宜略戒敕。”上曰：“商英意亦无他。”安石曰：“商英虽无他，然如何令薛向堪？臣以为陛下若见薛向，亦宜稍慰藉，令知陛下知其尽力无过。”上以为然。
［四月二十七日］刘孝孙言：“御批降出市易务请如兼并之家，较固取利，令市易司觉察，三司依条施行，此仁厚爱民之意。”至是进呈。余曰：“刘孝孙称颂此事，以为圣政。臣愚，窃谓此正是圣政之阙，较固法，是有律以来行用，但申明所以为均，均无贪，乃孔子之言，于政有何所害。陛下不欲行此，此兼并之家有以窥见陛下于摧制豪强有所不敢，故内连近习，外惑言事官，使之腾口也。”上笑曰：“已有律，自可施行，故不须立条。”余曰：“虽有律，未尝行，又未尝使官司振举。须先申令，使兼并知所避。”上曰：“若设法倾之，则兼并自不能为害。”余曰：“若不明立法令，但设法相倾，即是纸铺孙家所为。纸铺孙家为是百姓，故制百姓不得，止当如此。岂有尊为天下主，乃只如纸铺孙家所为，何以谓之人主！”
［五月四日］又诏增中书审官东、西、三班院，吏部流内铨、南曹，开封府吏禄，其受赇者以仓法论。上曰：“中书吏俸已厚，恐堂后官已不受赇矣。”王安石曰：“中书下等吏人亦多是近上吏人子弟，恐未免受赇也。今欲清诸司，即宜自中书始。今所添钱，除用坊场税钱外，合支三司钱二万六千缗，然坊场钱方增未已，亦恐所支不尽三司此数。若行此法，即自中书至诸司皆不受赇，亦足观示四方圣政之美也。前人称孔子为政，亦以宾至不求有司为善。”上曰：“然。”
［五月十三日］初，紫宸上寿，旧仪但言枢密、宣徽、三司副使不坐，而故事亲王、皇亲并坐，惟集英大宴乃有亲王、驸马都尉不坐之仪。时评定新仪，初无改易，而遽劾合门吏不当令亲王、皇亲、驸马于紫宸预坐，以为不遵新制，贾佑、马仲良皆坐免官。王安石具奏评所定自不明，而辄妄加他人以非罪。上亦言仪制错乱不可用，诏评论列不当，与合门官吏俱放罪。已而评诉上前，自谓所论列非不当，上批付中书，令再进呈放罪指挥。安石执奏：“合门官吏无罪，评所论列诚不当，贾佑、马仲良差遣不应罢。又王昭序与佑、仲良俱被劾，及罢佑、仲良，乃遣昭序代两人者，陛下未尝作好恶，岂可令评作好恶？凡作威作福，固陛下之任，然臣职任辅导陛下以义，如此与夺，不可谓义。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以为耻。近在殿陛左右，使横被摧迫，有内怀不平之人，何以为天下主作民父母？陛下若自作好恶，虽有过当，尚令人畏；陛下若令他人作好恶，即恐威福为人所窃。臣岂与评争校枉直？但义当如此。”上终以评所定仪制于旧仪制固未尝增损，非新仪制不明。合门吏既见相传坐图与仪制坐图差互不同，自合申请，乃一面用相传坐图贴定，评劾之不为不当。诏合门吏特放罪。安石又执前奏，上曰：“若新仪制果不明，亦非独评罪。”安石曰：“中书但言新仪制不明，固未尝专罪李评。所定仪制既如此不明，乃妄劾合门官吏，此则评之罪也。”上曰：“评固有罪，然亦未可姑罪评也。”
［五月十五日］上曰：“天下事方有绪，卿若去，如何了？卿所以为朕用者，若非为功名利禄，但以怀道术，有可以泽生民，不当自埋没、使人不被其泽而已。朕所以用卿，亦岂有他天生聪明，所以相与尽其道，以为民而已，非以为功名也。自古君臣，如卿与朕相知极少，岂与近世君臣相类？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卿，朕师臣也，断不许卿出外。”
［六月二十三日］余曰：“臣平生操行，本不为人所疑。在仁宗朝知制诰，只一次上殿，与大臣又无党。及蒙陛下不次拔擢，曾未有所施为，吕诲乃便以方卢杞。就今臣所有如杞，亦须有所施为，其罪状明白，乃可比杞。今既未有一事以比杞，此不待陛下聪明，然后知其妄。若任事久，疑似之迹多，而谗诬之人材或过于吕诲，则臣未敢保陛下无疑也。”
［是日］上曰：“周公为成王所疑，故逃居东，及成王不疑，则归周。纵朕与卿有疑，今既相见无疑，卿亦可止。”
［是日］上曰：“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以累卿。朕既与卿为君臣，卿宜为朕少屈。”
［六月二十七日］余曰：“昨来西事，自是陛下失在不详虑熟计。若陛下详虑熟计，则必无可悔之事。”
［是年夏］上问：“尚书省制度可复否？”余以为亦不须如此。余曰：“上欲以近畿郡为畿辅？”上曰：“不如令属兵部。”余曰：“上前欲以近畿郡为畿辅，因推行保甲者，利在使赵子几等按察官吏易为照管；若付之诸路，即恐诸路推行灭裂，无以使四方观法。”上曰：“不如令属兵部。”
［七月五日］初，议并省考功文字，上问考辞何用，安石曰：“唐以来，州县申牒中书及诸司奏事、判事，皆有词，国初犹然。”上曰：“此诚无谓。”安石曰：“天下无道，辞有枝叶，从事虚华乃至此，此诚衰世之俗也。”上以为然。
［七月十三日］上问王安石义勇士如何，安石曰：“奉旨令臣弟安礼选举相度，观臣弟必不能选举，恐合自朝廷差，仍须候赵子几京西回，令与张京温同去乃济事。”上曰：“如何只赵子几偏了得？”安石曰：“宜先了河东一路。河东旧制，每年教一月，今令上番巡检下半月或十日，人情无不悦；又以东兵万人所费钱粮，且取一半或三分之二，依保甲养恤其人，即人理无不忻赖者。若更减得旧来诸军恩泽及程试武艺，又减武举所推恩例，并令人趋赴此，即一路豪杰无不乐从。此法凡欲用众，若法不合于众心，即难经久，若众心以此法为便，即此法自然经久。既行之久，人虽破坏，众必不以为允，如此乃为良法。又今义勇须三丁以上，今当如府界两丁以上尽收，三丁即出戍，出戍即以厚利诱之，两丁就于巡检下上番，上番如府界法，大略不过如此。但要遣人与经略、转运使及诸路长吏商量，令知朝廷立法之意，及要见本路民情所苦、所欲，因以寓法。”上曰：“鼓舞三路人皆成就，人岂少！”安石曰：“此极天下一大事，若成就即宗庙社稷安，夷狄无足畏者。”因论及宿卫尽是四方亡命奸猾，非宗社长计。上曰：“祖宗厚以财帛、官职抚此辈，固为此。”安石言：“五代之变，皆缘此辈。”上曰：“今百年旧俗未革。”安石曰：“观仁宗服药时事，即此辈亦似未能全然革心也。”冯京曰：“义勇虽云三丁以上，今亦有已死一丁，止存两丁不曾差替者。”安石曰：“既有两丁不差替，必有三丁不差上者。近闻义州义勇，两县户同，其一县得两指挥，一县只一指挥，即收刺有不尽处。今若用府界保甲法，即无收刺不尽，必然更增见在人数。”安石又言：“义勇、保甲为正长，须选物力高强即素为其乡闾所服、又不肯乞取侵牟人户，若贫户即须乞取侵牟，又或与富强有宿怨，倚法陵暴以报其宿怨也。”
［七月十五日］王安石曰：“臣闻‘天造草昧’，天之所造，其初尚草而不齐，昧而不明，及其成功，然后可观。如保甲事，初已见效如此，矧及其成功？今纵小可未如人意，犹宜迟之待其成就。计天下事，当于未成之时，逆见其必成之理，乃可以制事；不然，须其已成然后悦怿，即事于未成之时，已为人所破坏矣。”
［七月十六日］太子中允、秘阁校理、管勾秦凤缘边安抚司王韶为右正言、直集贤院，权秦凤路钤辖、合门通事舍人高遵裕为引进副使，落权字，进士王夏为江宁府法曹参军。韶等并以招纳蕃部特推恩，而夏者，韶母弟也，始议推韶恩，官其子，而上欲慰其母心，故先及其弟。始欲转韶两官，以太常博士直昭文馆，王安石曰：“韶功大，恐博士未称，宜与司谏、正言。”上从之。上又言：“高遵裕欲得一职名。”安石问上：“不知何等职名？”上曰：“欲得御带。”文彦博曰：“御带须带总管方除。”蔡挺曰：“此是要为将来总管资基，兼自总管便作管军。”安石曰：“亓赟昨来亦得御带，与总管不相须。若除管军，自系朝廷拔擢，不作御带亦不妨管军。”彦博曰：“亓赟是诸司使，若要除却合令作诸司使。”上曰：“曹佾亦是横行带御器械。”密院犹迟疑不决，上令与御带。
［七月二十一日］丁卯，诏枢密院、入内内侍省，内侍都知、押班并带御器械系外任差遣时，暂到阙者，除有旨及兼领在京司局并供职外，每日起居退，更不供职。从合门所请也。
［七月二十二日］余曰：“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大势驱率众人，而能令上下如一者。今运数十万人为保甲，又使之上番，乃人人取状，召其情愿。自古作事，未尝有如此者。此乃以陛下每事过慎，故须如此。”
［七月二十七日］上谓王安石曰：“直舍人院文字如许将，殊不佳。”安石曰：“将非但文字不过人，判铨亦多生疏不晓事，为选人传笑。臣怪陛下拔令直舍人院，不知何意。”上曰：“止为将状元及第。”安石曰：“陛下初未尝以科名用人，何独于将如此？”安石又曰：“制诰诚难其人，然于政事亦非急切。”上曰：“说事理不明，不快人意，要当审择。”又问：“起居注见阙，何人可修？”安石曰：“吕惠卿丧欲除。”上曰：“惠卿最先宣力。”安石曰：“非为其宣力，如此人自当擢用。”上曰：“惠卿胜曾布。”
［闰七月一日］余曰：“陛下虽夙夜忧夷狄，然所以待夷狄者，不过如争巡马过来之类，规模止于如此，即终无以胜敌。大抵能放得广大，即操得广大。陛下每事未敢放，安能有所操。累世以来，夷狄人众地大，未有如今日契丹。陛下若不务广规模，则包制契丹不得。”
［闰七月九日］张利一奏：“雄州与北界商量减乡巡弓手，令彼罢巡马，事方有涯，忽奉朝旨依孙永所奏，令抽罢乡巡弓手。北人既见怯弱，即自侵陵，自抽罢后，巡马过河人数比前后人数最多，恐渐须移口铺占两属地。及闻要刺两属人户手背，两属人户见朝廷不主张，更不敢来投诉，两属人户必为彼所占。”王安石曰：“从初自合直罢乡巡弓手，利一乃令权罢，权罢与直罢有何所校？但直罢即分划明，所以待敌国当如此。”上曰：“前权罢，探报言彼亦权住巡马过河为相应，未几，又复过河，此事疑利一阴有以致之。”安石曰：“但罢乡巡弓手，从彼巡马过河，有何所损哉？我既遇之以静，彼自纷扰，久亦当止。”上曰：“若遂移口铺来占地，则如之何？”安石曰：“我所以待之已尽，彼有强横非理，即我有辞矣，自可与之必争。”上曰：“争之不从奈何？”安石曰：“彼若未肯渝盟，即我有辞，彼无不服之理。彼若有意渝盟，不知用乡巡弓手能止其渝盟否？”冯京曰：“且示以争占，即息其窥觑之心，缘契丹自来窥觑两属人户，要占为己田地。”安石曰：“契丹若有大略，即以如此大国乃窥觑蕞尔属户，果何为也？陛下以为契丹所以争校者，为陵蔑中国耶，为中国陵蔑之也？”上曰：“自来契丹要陵蔑中国。”安石曰：“不然。陛下即位以来，未有失德，虽未能强中国，修政事，如先王之时，然亦未至便可陵蔑。所以契丹修城、畜谷为守备之计，乃是恐中国陵蔑之故也。若陛下计契丹之情如此，即所以应契丹者当以柔静而已。天下人情，一人之情是也。陛下诚自反，则契丹之情可见。以夏国土地人民，非可以比中国之众大，又以陛下聪明临秉常小童，至于朝廷纪律虽未尽张，犹百倍胜夏国也，然朝廷终不能兼夏国。送百余逃人来，即中国人情皆有怜夏国之心，武怒之气为之衰沮。以我之遇夏国尚如此，即契丹之遇我可知。不知我以柔静待契丹，何故乃反欲为吞噬侵陵之计？契丹主即位已二十年，其性情可见，固非全不顾义理、务为强梁者也。然则陛下以柔静待契丹，乃所以服之也。”文彦博与京又言两属地从来如此互相争占，安石曰：“为中国边吏与契丹边吏所见略相同故也。若中国边吏变旧态以应之，则彼所以应我亦当不同，不知契丹所以纷纷如此者为何事？”上曰：“为赵用入界。”吴充曰：“已枷勘赵用，然契丹犹不止。”安石曰：“已枷勘赵用，故契丹但以巡马过河，应我添乡巡弓手。若不然，即契丹何惮而不以兵马过河报赵用放火杀人也？”上曰：“张利一与孙永已相矛盾，难共事。”安石曰：“利一本生事，致契丹纷纷如此。今朝廷既毁拆利一所修馆驿，又罢乡巡弓手，利一与孙永所争皆不用，即利一必不肯了边事，留之雄州不便。”彦博以为利一岂肯如此，上曰：“利一如此有何利？”安石曰：“自今边事不了，即利一归咎于朝廷用孙永之言。利一从来争议，乃不见其不当。若自今边事了，则是利一所争议皆不当，永所奏皆当。此即利一利害。利一言议罢巡兵事方有涯，不知陛下见得奏报事果有涯否？”彦博曰：“张利一岂敢如此？”安石曰：“人臣敢如此者甚众，缘陛下威灵未能使奸邪有畏惮，即人人皆敢纵其忿欲之私，非但利一敢如此也。”上曰：“利一生事，又不能弹压赵用，皆有罪。”问谁可以代之，或言刘永年，或言王光祖，上曰：“用王道恭。”安石曰：“臣但识道恭，道恭至寻常。前日见文彦博说冯行己，臣不识，不知行己如何？”上曰：“更不如道恭。”安石曰：“如此即竢与密院别商量取旨。”安石又言：“既不能强，又不能弱，非所以保天下。文王事昆夷者，能弱也。今以金帛遗契丹，固有事昆夷之形。既度时事未欲用兵，即当能弱以息边警；既不能弱，又惮用兵，诚非计也。陛下以为移口铺即须争，如臣过计，虽移口铺亦不足争，要当使我终有以胜彼，即移口铺何足与校？”上曰：“所以畏彼者，以我内虚故也。内实即何畏彼哉？虽移口铺不足校也。内虚者但是兵制不修。”安石曰：“所以不可校者，非特为兵制不修而已。齐景公曰：‘君不君，臣不臣，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若君不君，臣不臣，即虽精兵，孰能收其用？君道在知人，知人乃能驾御豪杰使为我用；臣道在事君以忠，事君以忠然后政令行。”安石又白上：“兵无不可用之时，在人主知人情伪，驾御如何而已。太祖时兵非多于今，然所以能东征西讨无不服者，知人情伪，善驾御而已。”
［是日］台官言进奏官递回奏蝗虫状，言新法须候净尽，方得奏闻。御批：“近据孙求奏进奏官去安抚司不得奏灾伤状，恐亦因此法，可速改，以称寅畏天威、遇灾恐惧之意。捡到新法，令耆申县，县申州，州申转运，转运具施行事状。闻奏净尽则本州岛、提、转各闻奏，乃是进奏官误会条贯。”余曰：“条贯已令本州岛、提、转申奏，安抚司自不须令奏。”上曰：“令安抚司奏何妨？”余曰：“朝廷令本州岛、转运司奏，已是两处奏状，亦足矣。又令提刑司奏，已是多，又恐逐司或有弛慢新法约束。若逐司不职，更互觉察闻奏，不知何用更令安抚司吏人枉费纸笔，递铺虚费脚力。又一处有蝗虫，陛下阅六、七纸奏状，如此劳弊精神翻故纸，何如惜取目力，深思熟讲，御天下大略。只如经略安抚司，有何限合经制事，却须要管勾奏灾伤状做甚？”
［闰七月十四日］辛酉，上与王安石议行河东保甲，曰：“两丁或不易，只取三丁以上如何？”安石曰：“两丁止就本州岛巡检上番，一岁不过一月半月，又支与粮食，及以武艺较得钱物，何不易之有？若不如此，则三丁番役乃频。又三丁事力未必便胜两丁，恐劳佚苦乐不均。”上曰：“闻开封近勘到府界百姓但有作袄，已典买弓箭，因致怨黩，虑亦有不易者。”先是，皇城司察保丁以教阅不时及买弓箭、衣着劳费，往往讪詈，诏开封府鞫其事，故上语及之。安石曰：“若论不易，则三丁、二丁各有不易者，然府界已累约束毋得抑勒买弓箭。向者冬阅及巡检下上番，惟就用官弓箭，不知百姓何故至于典作袄？又云六月使人教阅，条贯亦初无此，不知何故云尔，恐皇城探报与开封所劾情实未可知。盖陛下于所闻易知之事，尚多非实，则探报口语难辨之事，岂可必信？然自生民以来，兵农为一，男子生则以桑弧蓬矢射四方，明弓矢者男子之所有事。盖耒耜以养生，弓矢以免死，此凡民所宜，自古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给百姓者也。然则虽驱百姓使置弓矢未为过，但陛下忧恤百姓至甚，故今立法一听民便尔。且府界多盗，攻劫杀掠，一岁之间至二百火，逐火皆出赏钱，出赏之人即今保丁也。方其出赏之时，岂无卖易作袄以纳官赏者？然人皆以谓赏钱宜出于百姓。夫出赏钱之多，不足以止盗，而保甲之能止盗，其效已见于今日，则虽令民出少钱以置器械，未有损也。”上曰：“赏钱人所习惯。”安石曰：“以习惯故安之，以不习惯故不安者，百姓也。陛下为人主，当以理制事，岂宜不习惯，故亦以为不安？”上曰：“民习惯则安之如自然，不习惯则不能无怨？如河决坏民产，民不怨决河，若人坏之则怨矣。”安石曰：“陛下正当为天之所为。知天之所为，然后能为天之所为。为天之所为者，乐天也，乐天然后能保天下。不知天之所为，则不能为天之所为。不能为天之所为，则当畏天。畏天者不足以保天下，故‘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者，为诸侯之孝而已。所谓天之所为者，如河决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决以坏民产而天不恤者，任理而无情故也。故祈寒暑雨，人以为怨，而天不为之变，以为非祈寒暑雨不能成岁功故也。孔子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尧使鲧治水，鲧汩陈其五行九载。以陛下忧恤百姓之心，宜其寝食不甘，而尧能待如此之久，此乃能为天之所为，任理而无情故也。”
［是日］谓安石曰：“逢原必轻俊。”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见其上书，欲并枢密院、废募兵。”安石曰：“人才难得，如逢原亦且晓事，可试用也。”
［闰七月十五日］壬戌，执政同进呈河东保甲事。枢密院但欲为义勇、强壮，不别名保甲，王安石曰：“此非王安礼初议也。”上曰：“今以三丁为义勇，两丁为强壮。三丁远戍，两丁本州岛县巡检上番。此即王安礼所奏，但易保丁为强壮，人习强壮久，恐别名或致不安也。”安石曰：“义勇非单丁不替，强壮则皆第五等户为之，又自置弓弩及箭寄官库，须上教乃给。今以府界保甲法推之河东，盖宽利之，非苦之也。请更遣官相度，不必如圣旨为定。”上曰：“河东义勇、强壮，已成次第，今欲遣官修义勇、强壮法，又别令人团集保甲，如何？”安石曰：“义勇要见丁数，即须隐括。因团集保甲，即一动而两业就。今既差官隐括义勇，又别差官团集保甲，即一事分为两事，恐民不能无扰。”上曰：“保甲要亦未可便替正军上番。”安石曰：“王安礼所奏，固云俟其习熟乃令上番。然义勇与东军武艺亦不相较。臣在江宁，见广勇、虎翼何尝有武艺。但使人诣逐路阅试东军及义勇，比较武艺生熟具奏，即可坐知胜负。今募兵大抵皆偷惰顽猾不能自振之人，为农者皆朴力一心听令之人，以此较之，则缓急莫如民兵可用。”冯京曰：“太祖征伐天下，岂尝用农兵？”安石曰：“太祖时接五代，百姓困极，公侯多自军中起，故豪杰以从军为利。今百姓安业乐生，易以存济，军士无复有如向时拔起为公侯者，豪杰不复在军，而应募者大抵皆不能自振之人而已。”上曰：“军强弱在人，五代军弱，至世宗乃强。”安石曰：“世宗所收多天下亡命强梁之人，此其所以强也。”文彦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安石曰：“以兵强天下，非有道也。然有道者，固能柔能刚，能弱能强，方其能强则兵必不弱。张惶六师，固先王之所务也，但不当专务强兵尔。”上卒从安石议，令尽依王安礼所奏。彦博请令安石就中书一面施行此事，安石曰：“本为保甲，故中书预议。若止欲作义勇、强壮，即合令枢密院取旨施行。”上曰：“此大事，须共议乃可。”
［闰七月十八日］初，礼官以非始即位而祧为疑，安石曰：“此但改正僖祖、顺祖当祧与否，于礼无嫌。”上曰：“宁拘忌讳乎？此固无嫌。”
［是日］余曰：“太祖敢于诛杀，然犹为史珪、丁德裕所欺而滥诛无辜，不知陛下于欺罔之人，能有所诛杀否？”
［八月六日］夏国进表不依旧式，但谢恩而不设誓，又不言诸路商量地界事。枢密院共以为疑，上问如何，王安石曰：“中国与夷狄要以宗祀殄灭为誓非得已，今彼如此，但降答诏：‘甚善。’”文彦博曰：“如此，即今年防秋如何？”上曰：“便得誓表，如何便保彼不为变？”安石曰：“诚如此。”彦博曰：“盟誓自古所有，要之天地神祇尚恐有变，若更无此，如何可保？”安石曰：“若盟誓可赖，即夏国引前誓足矣，臣恐誓与不誓皆不可保。然彼既得岁赐，必不便敢抗拒。”彦博又以为：“羌人狡猾，包藏不可知，如何便敢撤备？”安石曰：“其势可见，即其情可知，恐不足过虑，撤备无妨。”彦博又言：“有盟誓，则彼违盟誓我有辞。”安石曰：“若力足以制夏国，岂患无辞？”冯京曰：“太祖得蜀人与河东蜡书，曰：‘我伐蜀有辞矣。’”安石曰：“太祖偶然有此语，若蜀可伐，恐虽无蜡书，太祖不患无辞。如太祖伐江南，岂有蜡书？但我欲行王政，尔乃擅命一方，便为可伐之罪。如夏国既称臣，未尝入觐，以此伐之，亦便有辞。臣以为不患无辞，患无力制之而已。”上以为然。又论地界，安石曰：“臣本欲议地界者，为环庆占夏国地，若不与降誓前约定，即誓后必复纷纭，今既以环庆地与之，则余路更无足议，不须复问。”
［八月十八日］甲戌，知青州、资政殿学士赵抃为资政殿大学士、知成都府。抃在青州踰年，于是上欲移抃知成都。或言前执政旧不差知成都，成都今又少有人欲去者。上曰：“今人少欲去，但为职田不多耳。抃清苦，必不为职田。蜀人素爱抃，抃必肯去。”王安石曰：“陛下特命之，即无不可。”乃诏加职，遣内侍赍赐召见，劳之曰：“前此无自政府复知成都者，卿能为朕行乎？”抃曰：“陛下宣言，即敕命也，顾岂有例？”上甚悦。上又欲令吴中复知永兴，既而曰：“姑竢中复离成都，东军在蜀，连三次有谋变者。”安石曰：“闻中复颇弛缓。”上曰：“蜀中东军不须多，可减。”安石曰：“向所以置东军，非特弹压蜀人，亦备蛮寇。”上曰：“今蛮皆衰弱无足虑，即东军自可减也。”
［九月一日］余曰：“秦、汉以来，中国人众、地垦辟未有如今日。四夷皆衰弱，数百年来，亦未有如今日。天其或者以中国久为夷狄所侮，方授陛下以兼夷狄、安强中国之事。天锡陛下聪明，非不过人，但陛下用之于丛脞，不用之于帝王大略，此所以未能济大功也。”上以为兵须久练乃强。余曰：“齐威王三年酣饮不省事，一日烹阿大夫，用即墨大夫，出兵收侵地，遂霸诸侯。人主诚能分别君子、小人情状，济以果断，即兵可使一日而强。”
［九月二日］余奏：“既立结吴延征，即须处分。王韶招捉木征，然后蕃部无向背专附延征”云云。潞曰：“夷狄自是夷狄，略近勤远非义。即自已深入险阻，费运馈，不可不计下梢。”曰：“秦、汉以后事不足论。如诗称高宗奋伐荆楚，深入其阻，‘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非是不攻夷狄。如火烈烈，其师必众，师众必用粮食，非是不费运馈。如镇洮更自是中国地，久为夷狄所陷，今来经略，亦不至劳费。”
［九月四日］上欲修河北弓箭社，曰：“须得人人欣赖乃可为。”王安石曰：“但令豪杰欣赖，即能驱率众人。若要人人欣赖，恐无许多官职财物应副。若豪杰欣赖驱率众人，众人成俗，则法立而不可废。今召人饮食，尚有倦而不赴者，况欲什伍之，使从我进退，岂有人人欣赖之理？如畿内事，以近故为异论所摇，陛下以为疑。如金君卿在江西作保甲，以远故异论不到陛下左右，陛下又何尝疑其扰？事须以道揆，不须听无稽之异论。”冯京曰：“河北义勇十八万自足，何须做弓箭社？”安石曰：“河北义勇收人户不尽，河北有许多地，有许多人，何故只令十八万人习兵为义勇，而不可令尽习兵？”冯京曰：“须是丁多方可令习兵。”安石曰：“弓箭手不知用丁多少？”京曰：“亦须丁多乃入社。”安石曰：“今义勇尚只用两丁，如何弓箭社却要丁多？臣以为用两丁为义勇，更令远出上番，却于民不便，然见今如此施行。”京曰：“臣在太原日，若纠得两丁，即令替。”安石曰：“臣读义勇敕，初刺时已或奏称两丁并已刺尽，见今条贯须单丁乃许替，不知太原何故两丁却许纠替？”上令讨论修弓箭社法，安石曰：“弓箭社部分不如府界保法，当如今府界保法修定。”京曰：“义勇已有指挥使，指挥使即是乡豪，如又作保甲，令何人为大保长？”安石曰：“古者民居则为比，比有比长，及用兵即五人为伍，伍有伍司马，二十五家为闾，闾有闾胥，二十五人为两，两有两司马，两司马即是闾胥，伍司马即是比长，但随事异名而已。今令二丁即为义勇，与两丁之家同籍为保甲，居则为大小保长，征戍则为义勇节级、指挥使，此乃三代六卿六军之遗法。此法见于书，自夏以来至于周不改。秦虽决裂阡陌，然什伍之法尚如古，此所以兵众而强也。近代惟府兵为近之。唐亦以府兵兼制夷狄，安强中国，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今舍已然之成宪，而守五代乱亡之遗法，其不足以致安强无疑。然人皆恬然不以因循为可忧者，所见浅近故也。为天下决非所见浅近之人能致安强也。”上以为然。
［九月十五日］先是，李舜举言：“探得契丹无移口铺意，乡巡弓手扰害百姓，百姓恐，故间牒北界有巡马事，今已罢乡巡。又雄州屡移牒北界，令约束巡兵乞觅饮食，巡兵亦不敢扰边民，边民甚安。”又言：“张利一妄以每岁民牵牛入城为避贼，又因责两属百姓指说北界巡兵盗猪，百姓恐巡兵挟恨报复，遂移居，利一因以为巡兵惊动百姓。”又言：“容城令、尉以两属户不即申巡马过河，一决二十人；问一僧见巡马否，僧云不见，又决之。凡如此妄决非一人。”上曰：“乡巡果如此扰害生事耶？”王安石曰：“固然。”上又曰：“令、尉何敢妄决人？此必利一使之。”舜举乃言：“不当便罢乡巡弓手，须与北界商量，亦令罢巡兵，又恐边民奸猾，复教北人移口铺，欲呼北界官吏谕之。”安石固以为：“不用如此，若召而不至，至而不听，则于体非宜。”蔡挺曰：“向赵用事，彼理直故肯来，今我理直，彼未必肯来共议也。”上曰：“此皆张利一生事。”安石曰：“利一罪状明甚，观令、尉所为如此，若利一奉法循理，令、尉何敢！然令、尉如此妄决人，不点检，顾点检北界巡兵乞觅饮食，巡兵乞觅饮食，百姓自怨北界，预我何事！为汤、武驱民者桀、纣，彼专为暴，我专为德，是北界驱民归我也。今乃纵我人为暴，助彼人为德，非边吏善计也。”上曰：“闻利一欲杀巡兵，赖其早替，几至生事。”
［十月九日］有选人李公义者建言，请为铁龙爪以浚河。其法：用铁数斤为爪形，沉之水底，系絙，以船曳之而行。宦官黄怀信以为铁爪太轻，不能沉，更请造浚川杷。其法：以巨木长八尺，齿长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状，以石压之；两旁系大絙，两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牛车绞之，去来挠荡泥沙，已又移船而浚之。王安石甚善其法，尝使怀信浚二股河。怀信用船二十二只，四时辰浚河深三尺至四尺四寸，水既趋之，因又宣刷，一日之间又增深一尺。怀信请以五百兵，二十日开六里直河，顺二股河水势，用杷浚治，可移大河令快。上许依怀信所擘画。安石请令怀信因便相度天台等埽，作直河，用杷疏浚。上亦许之。
［十月十七日］上曰：“近习亦有忠信者。”余曰：“以陛下崇信此辈，故欲借其力沮害正论。设如此类甚众，陛下当审察，不当使奸臣得计。”上曰：“近习亦有忠信者，不为欺，不可为高恭显小人，便以为近习之言都不可听，即为卢杞、李林甫小人，便以为大臣都不可信乎？”
［十月十九日］安石又言：“开直河一道，计省却九百万物料，三百万夫功。如怀信所造浚川杷，即处处危急可用。直河所以有不可开者，只为近水，开数尺即见水，施功不得。今但见水即以杷浚之，无不可使水趋直河去处。即一岁所省凡几百千万物料夫功。又汴河、广济河诸斗门减水河，自此更不须计工开浚，但制百千枚杷，永无浅淀也。”
［十一月十二日］余又曰：“上市易务如果于行人事才立得七行法，如此类甚众，但以陛下检察太苛，故使臣颇畏缩，不敢经制。臣以谓陛下不当扰之，使怠惰因循，使细民受弊也。王省惟岁，岁月日时无易，用明，俊民用章。今陛下未免丛脞，乃责市易务烦细。此乃所谓岁月日时既易，士之有能有为，若畏缩不敢有为，俊民与无能偷惰之人同，即微而不章矣。”
［是日］上曰：“市易卖果子烦细，且令罢却如何？”余曰：“市易司但以细民为官科买所困，下为兼并取息所困，故自投状，经市易司乞借官钱出息，行仓法，供纳官果子。自立法以来，贩者比旧皆便，得见钱无留滞云云。陛下为其烦细，以为有伤国体，臣愚窃谓不然。今设官监酒，一升亦沽，设官监税，一钱亦税，岂非细碎？人不以为非，习见故也。臣以为酒税如此，不为非义，何则？自三代之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几钱以上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货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以待不时而买者，亦不言几钱以上乃买卖。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烦细为耻者，细大并举，乃为政体。尊者任其大，卑者务其细，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如陛下朝夕检察市易务事，乃似烦细，非帝王大体，此乃《书》所谓‘元首丛脞’也。”
［十一月十三日］进呈内东门及诸殿吏人名数，白上曰：“从来诸司皆取赂于果子行人，今行人岁入市易务息钱，几至万缗，欲与此辈增禄。”上曰：“诸殿无事，惟东门司事繁，当与增禄。”安石曰：“如入内内侍省吏人亦当与增禄，盖自修宗室条制，所减货赂甚多故也。”上又曰：“大宗正司吏人亦宜与定禄法，免困扰宗室。宗室渐有官卑及不得官者，不宜更令吏人乞取困扰之。先帝每迁官，此辈所乞取须数十千。”安石曰：“宗正吏止十二三人，更与量增禄，即可行重法。”
［十一月十八日］上云：“郏亶且勿移动。”
［是日］知制诰阙，中书拟用张琥，上不许，曰：“琥脱空，又无能，问时事都不对，乃言它事。”王安石曰：“以人望言，琥行义岂不及蔡延庆？”上曰：“延庆行义亦有何所阙？”安石曰：“如此，则难使在职，陛下当明著其反复罪状罢之。”上又以为罪难名，安石曰：“陛下若以言语前后不复放废人，即左右前后虚位宜多。陛下固有明见其诞谩，而都不以为非者。”上曰：“见即更不进用也。”于是琥三上章乞出，上谓安石曰：“前议琥得无漏乎？”安石曰：“虽不漏，琥岂容不觉？”故有是命。
［是日］初，沈起罢陕西都转运使，召为度支副使，三月二十五日。改盐铁副使，四月七日。寻命知江宁府，五月二日。代公辅，令公辅归朝。王安石欲留起知审官西院，上曰：“朕方欲论起在陕西亦无罪。”吴充言：“屡改易非便。”上曰：“宜少待之。”安石曰：“公辅专助小人为异议，使在内必无补圣政。”因请以代仲甫，曰：“使仲甫在内无伤也。”上从之。起除江宁才三月，竟召入提举在京诸司库务。
［十二月二十二日］三司节略却吕嘉问起请仪鸾司供内中彩帛文字，却奏请为拟吕嘉问起请乞指挥。其意欲以内东门要彩供上元禁中用，而嘉问起请致妨阙，中伤嘉问，又归咎于中书立法云云。余曰：“如此等事非陛下躬俭，即人臣岂敢如此立法？臣见陛下于殿槛上盖毡尚御批减省，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糜费于结络。”上曰：“本朝祖宗皆爱惜天物，不忍横费。如此糜费，图作甚？汉文帝曰：‘朕为天下守财耳。’”余曰：“人主若能以尧、舜之政泽天下之民，虽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舆，不为过当，守财之言，非天下之正理。”
［十二月二十五日］知太原府刘庠言夏国与董毡结亲。上曰：“夷狄合从亦可虑。”王安石曰：“但当修政刑，令中国安强，夷狄合从非所忧。”上曰：“孟子言‘小固不可以敌大’，合从则大，大则难制。”安石曰：“孟子所谓‘小固不可以敌大’者，谓地丑德齐者言之，故齐以一服八则不能。若克修其政刑，则王不待大，故曰‘以齐王，犹反手也’。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岂复计小大？”又为上言：“唐回纥合从犯中国，郭子仪以一言伐其交。陛下能用郭子仪之徒为将帅，则夷狄之交固可伐而离之也。”上曰：“郭子仪岂易得？”安石曰：“有天下之大，所患者非子仪之徒难得也，要分别君子、小人而已。”又为上言：“曹操与袁绍相抗，绍地大兵众，操寡弱，自不敢保胜绍。然荀彧逆知操必胜绍者，以操明胜绍、机胜绍、决胜绍故也。”既而安石又白上：“王中正言：“郢城嘉卜力足敌董毡，董毡与夏人结婚，欲以兵援送，借道于嘉卜界内。嘉卜以为夏、董交婚，即我孤立于两间，素与董毡为雠，必被攻袭，明告夏人：‘如此我必归汉。’亦遣人至王韶处，王韶未敢许纳。臣以为宜令韶相度事机，以利害谕董毡令绝婚，宜听，因可以施德于嘉卜，收异时之用。”上以为然。文彦博请召王中正问状乃行下，许之。
［是月］董毡用旧事贻公弼以书，且称敕，公弼却之曰：“若藩臣，安得妄称敕？”董毡自是不敢复称。
［正月五日］王安石请增三司吏禄，上批：“增禄费多，所减吏又未可遽减。”令安石再相度。安石言禄不可不增，又言不患乏钱之理。安石以为：“初，市易行仓法，用万八千缗，以故收市例钱九万缗，方以次修法，市例所收未有纪极，而团并纲运、减省上供所省牙前酬奖，止京东及成都两路岁收已一百万缗，即吏禄不患少可知。”上从其请。安石又言，天下吏人当尽为之赋禄，上以为然，曰：“但患役法未就，未有钱应副耳。”
［正月十一日］先是，复圭酬獎将官李克忠金汤战功，枢密院言：“金汤之役，复圭尽取赵余庆所得首级系之克忠，其自洛河川归庆州，克忠兵又中道为敌冲断，有当时转运使孙坦体量状及知延州郭逵奏具在。”上怒复圭诈妄，王安石独明其不然，曰：“复圭虽得罪，克忠等功自当赏。”上曰：“余人已赏之矣，克忠乃别坐罪。”安石曰：“案复圭札子论一行将官等，不为克忠一人，就令克忠一人有罪，罪自论罪，功自论功。陛下断克忠罪太重。克忠不合取番部甲，原情固与取玉帛子女入己不同。克忠所以获罪太重者，正坐平时人浸润复圭，以为阿党克忠，克忠无能，又作过坏边事，故常含怒以待之。适会事发，故特被重断。且陛下为人浸润游说所误，非但此一事。如王广渊庆州兵变，广渊抚定有功，乃降两官。如种诊得朝旨令通消息与西人议和，惟不合擅牒韦州，原情有何深罪，乃追一官，又追夺候二年与合门副使指挥。始时众议纷然，深咎种诊，以为当令分析者，疑此事出于广渊故也。及分析到，略不干广渊事。陛下以人言众，遂行遣种诊如此。论者谓种诊缘贪功故累国体，臣愚以为妨功慢命，即不可容，若趣赴政令，务成事功，纵有过失，岂可深罪？”上曰：“当时方欲与西人议和，种诊遽牒去，恐西人因此更旅拒。”安石曰：“臣愚以为若中国自修政事，西人和与不和非所议，纵度时宜欲与之和，何患西人旅拒？陛下断王广渊、种诊罪如此，杜纯亲被旨勘王韶事，陛下无故与转一官，固已非理，及其奏报欺谩，皆杜纯奏状内自见，非因人媒孽纠摘，然陛下迟疑，令候服阕日行遣，臣力辨论，然止于冲替而已。不知陛下谓种诊之罪与杜纯孰重，原两人之情，孰为欲沮坏政事？”上曰：“种诊但欲了事耳，有何罪？”安石曰：“如郭逵之罪固不可与王广渊同日而论，王广渊降两官，郭逵乃止降一官。”上曰：“为宣徽使重故也。”安石曰：“宣徽使非郭逵所有，乃陛下所与。兹为天官，天官重则报礼亦宜重。今逵乃敢如此，而陛下谴之止于如此，何足以驭群臣？人固有耻其君不如尧、舜若挞于市者，如此等人岂有肯为不义，烦陛下威怒？如逵者，乃曾盗官肉决杖，岂可以待有道君子之道待之？惟知畏惧，乃可驱使。陛下以为逵材亦可用，故爱惜之，不欲深责，臣恐但长逵骄陵，不复为用。”安石言此，大抵专为复圭地道也。既而复圭乞降御史所言分析，上曰：“已委官体量，虚实当自见。”安石曰：“但札与令分析，若有理，固陛下所欲闻；若无理，即复圭更有上书不实之罪。”上乃许之。其后安石又请以复圭所分析事状送建中等，上亦许之。
［正月二十五日］己巳，辅臣同进呈涿州牒，言雄州不当令容城、归信县尉巡历事。枢密院白上：“朝廷已为北界罢乡巡弓手，今更如此，意欲占地，转不逊，恐须亦以不逊答之。”上曰：“只如常应报，不用过当。”王安石曰：“甚善。北界未必有占地意，缘中国亦常言两属地合属中国，中国岂有占地意？我既疑彼占地，彼亦未必不疑我也。”
［二月十六日］安石自叙其白上语云：“亲从官挝击坐车及旌斿：臣至宣德门，依常例于门内下马，又为守门者挝马及从人。臣疑亲从官习见从来事体，于执政未必敢如此，今敢如此，当有阴使令之。都缘臣居常遇事多抗争曲直，臣所以如此者，乃为义故，岂敢以私事肆为骄騃不逊？恐奸人欲以此激怒臣，冀臣不胜忿，因中伤臣以为不逊。臣初所以不敢辨者，疑有条制，从来承例违越，及退检会，乃无条制；问皇城司吏，亦称无条制；及问体例，却据勾当皇城司缴到皇城巡检指挥使毕潜等状称，从来合于宣德门外下马。臣初执政，即未尝于宣德门外下马，且宣德门内下马，非自臣始，臣随曾公亮从驾，亦如此。”上曰：“朕为亲王时，位在宰相下，亦于门内下马，不知何故乃如此。”安石曰：“此所以不能无疑，欲具札子乞勘会，依条例施行。”上许之。安石又言：“检到嘉佑年后行首司日记，并于门里下马。然问冯京，则云‘忘之，记得亦有在门外下马时’。而文彦博遂扬言云：‘我从来只于门外下马。’”安石又云：“中书驱使官温齐古见堂吏看棚者云：‘守门人自相与言，击宰相马，马惊致伤损，罪岂小？’一员僚曰：‘我岂不解此，但上面逼得紧，将奈何！’”齐古以白王珪，然齐古者惮入狱置对，安石问之，乃言不记堂吏姓名，安石亦不复以齐古言告上也。
［是日］奏踏白城捷，冯京曰：“羌人愚，可惜枉杀太多。”上曰：“旅拒如此，岂可不杀？”王安石曰：“昏迷不恭，正王诛所宜加。洮河之兵，所谓一月三捷也。”上曰：“泾原人精勇，故虽王宁庸将，亦能克获。”安石曰：“人无勇怯，在所措置。洮、陇劲兵处，今羌人乃脆弱如此。李抱真所教潞人才二万，教之非能尽如法，然已能雄视山东。孙武以为‘治乱，数也；强弱，形也；勇怯，势也’。治军旅有方，则数无不可使治，形无所不可使强，势无所不可使勇。”上曰：“士但有技艺则勇。”安石曰：“为势所激，则虽无技之人亦可使勇。然所谓王者之兵，则于兵之义理能全之，能尽之，故无敌于天下。”
［二月二十八日］上曰：“卿每求罢，朕寝食不安。卿如此，必是以朕终不能有成功，久留无补，所以决去。”余曰：“臣前所以求罢者，皆以陛下因事有疑心，义不敢不求罢。今来直以病故，非有他。”上曰：“雱说卿意似不专为病。朕亦与雱说卿莫只是在位久，度朕终不足与有为，故欲去。”
［是日］云：“朕自觉材极凡庸，恐不足与有为。恐古之贤君，皆须天资英迈。”
［三月八日］上初阅河州奏，亟令下王韶速具功状，谕以当厚赏。王安石曰：“但如下熙州时，为复加厚？”上曰：“熙州已厚。”既而曰：“熙州时许以厚赏，后乃不如侬智高时，人失望。”安石曰：“谕以比下熙州时更优加酬奖可也。”上又曰：“河州战，人已屡胜，自计各有功，更令复往，恐疲苦，须更代。”佥以为太宗取河东，遂取幽州无功，正为如此。安石曰：“人情或未可知，但合问愿往者且留，愿归者即听归，据数于泾原选代可也。”上曰：“善。”先是，王韶与李宪连奏河州事，于是蔡挺白上：“功状只下王韶定，或并下李宪？”上令只下王韶，曰：“韶正立事，必不肯为私。”安石曰：“王韶是大帅，自合委韶，何用更委李宪？”上从之。
［三月二十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赏功不当倦。人臣用命甚难，人君出爵禄甚易。陛下出爵禄尚倦，则人臣用命岂能无倦？”又曰：“凡军赏不厌厚，初虽费财，及其士勇胜敌，四夷率服，会当櫜鞭而治，岂复患军赏费财？”
［是日］先是，朝廷以临江寨兵止三百人，而蕃贼攻围者甚众，诏王韶分兵救应，而韶奏：“今方修筑康乐城，贼欲牵制，故攻围临江，若辍兵以往，则贼计得行，不如委临江与攻弗救，万一有败事，俟城康乐毕工，回兵荡除未晚。”王安石曰：“韶奏甚当，且以临江委贼攻之，未必能破。”文彦博曰：“此岂可不救？向王韶料河州必不用兵，乃过河杀六、七千人，韶所计未必是。”安石曰：“韶若不领泾原精兵往，为贼所败，即是失计。既领精兵八、九千自随，即是防贼旅拒，非乖本谋也。”安石又曰：“将帅居常未有敢言委城寨与贼攻而不救、以败事为不足恤者，王韶独能如此，亦恃陛下知故也。若非陛下知，则必以疏阔得罪朝廷矣。”上曰：“自来将帅非尽不能，诚不敢尔。”
［是日］因论庆历边事，安石言：“大臣以门客、故人之故，开方略之科，因此缪及京师市井间富人买策求得官者甚众。方仁宗旰食、边人肝脑涂地之时，乃更营不急之私如此，则其不忧边计可见，何由胜敌乎？”上曰：“此所以《书》称‘难任人，蛮夷率服’也。”
［是日］上言：“宿卫亲事官，有击指挥使伤首而主名未立，宿卫法不可不急变革。”余曰：“臣固常论法固易变。”
［三月二十二日］“然将来修筑次序如何？”安石曰：“韶已有奏，必是先修康乐毕，即修香子，最后修河州也。”上曰：“蕃户既未定，香子如何可守？”安石曰：“蕃人既已屡经讨荡，所存余众固已气索，就令作过围城，若城中有五百精兵，岂易攻破？况城外尽是蕃户，又未须官军保护，加以去熙州救援止五十里，岂复难守？”
［是日］安石又白上：“今将校、士卒见杀贼易以得功，则人人且欲以讨荡为事，恐韶难于逆众，遂至多杀。今兵威已振，宜施恩德，手诏王韶招抚。”上以为然。
［三月二十四日］安石又论李宪独奏边事及与王韶连奏经略司事皆非体，文彦博亦以为韶不当如此。上令指挥宪勿书经略司事及独奏。蔡挺曰：“如此，即宪却要奏事不得。”上曰：“宪自要奏事无妨，但不当独奏及连书经略司兵事尔。”然指挥竟不批出。
［四月一日］冯行己不欲复乡弓手。
［四月五日］进呈沈起奏状，上言今起密经制交趾事，诸公皆不与闻也。所奏乞，上皆从之。
［四月十九日］章惇言：“冯宗道欲往新寨，为兵少，形势弱，恐蛮人窥见，遂止之。”枢密院具所遣兵，言不少，上曰：“或兵未到。”密院言已到，上嘿然，良久曰：“宗道都无一纸文字奏彼中事情，可怪也。”
［四月二十一日］环庆路经略司言，将官李克忠等三年七月破金汤城有功未赏，诏克忠落“经恩未得叙用”指挥，林广除本路钤辖。先是，李复圭为克忠乞酬奖，枢密院论复圭妄奏，王安石主复圭甚力，乃下经略司验问。而是役也，广尝获级，克忠但遣兵策应，亦得免罪。上召广对，谓广曰：“金汤、石门，卿功为多。”慰劳甚至，因谕以熙河事。广辞以不习其山川与人之勇怯，若有它任使，虽万死不敢辞。乃听还本路。
［是日］编管人前皇城副使种谔免编管，授华州别驾。以上批“谔自至贬所，累经宽赦，可令自便”故也。王安石私记云：上批初付中书、密院，而密院独进呈。退，安石问何独进呈，文彦博乃阳为不审。安石曰：“上有何指？”曰：“令与中书进呈。”及是进呈，彦博已不入，陈升之曰：“谔欲且与量移。”又进呈，升之不复言，遂有是命，仍免安置。
［四月二十二日］呈中丞言李曼事，上曰：“邓绾颇为李曼分说，李曼致变，杀却许多人，恐不可无罪。”蔡挺曰：“彼言张荀龙私书，荀龙在远方，无所告诉，以书与臣，欲得上达，岂是私？今营救李曼，乃却是私。”安石曰：“曼措置边事，恐须有事。如荀龙言其受边户财利，因别奏恩泽，即恐是诬罔。据邓绾奏，即曼前未尝到泸州，曼既行义为众所称，不容有此。”陈升之亦曰：“曼治民甚好，人极爱之。”上曰：“绾所言夷事多是。”乃令送熊本相度。安石曰：“汉户不得买夷户田土条贯便合废。”上亦以为然，曰：“自来有此条贯，何故？”安石曰：“必是为因典买相混赖，致争斗起边事，故立此条贯。然若能变夷为汉，此事非所恤。又淯井两边地，若捐数万贯官钱买得，令汉户住佃，即久远淯井更无夷事。”上曰：“本带一罗才进随行，云夷人可以利开说其党，使为我用，内相攻击。果如此，最为上策。”
［是月］戊戌，诏裁定在京诸司吏请给。先是，吏禄各有定式，后以兼局，增茶汤、纸笔钱，侥幸相因，略无限制，而枢密院有言，故降是诏。已而王安石白上曰：“如吏人马骧差往西川、陕西，又往湖南、北两路溪洞。又如中书检正吏，皆一人兼两人文字。若不许兼请，即谁肯任劳责者？既是官有两局，若不许兼，正是占吏人愈多而妨其本司勾当处，且令日食不足尔。”上曰：“一人兼五七处如何？”安石曰：“凡兼局吏，非在一员官之下，即亦不可兼。既无一员官兼五六处差遣者，即岂有兼五七局之吏人？”上乃追前诏寝之。
［五月二十二日］先是，起居舍人、直集贤院章衡等使契丹还，言罢河北沿边乡巡弓手非便。于是提点刑狱孔嗣宗复以为言，上曰：“此失之在初也。今若复置，彼必益兵相临，遂至生事不已，不可不谨。”既而王安石因嗣宗之议修滹沱河枉费，且坏塘泊，忤安石意，遂历指嗣宗怀奸，曰：“嗣宗前论巡马过河云：‘敌骄蹇，须得奋不顾身，以忠许国，敢与敌抗之人，乃能了边事。’此盖专为张利一游说也。昨见同时奉使者言罢乡巡非便，故嗣宗亦言其非便。陛下试思：近岁使契丹人亦尝有连状言边事者否？如章衡是忧国好言事者否？天下事又岂特此一事可言耶？此陛下当深察人臣情态也。”
［是日］又同进呈程昉开滹沱河事，便欲从程昉、孔嗣宗等所奏，余白上：“恐须候程昉到，议定别取旨。”上以程昉不计淤塘泊卤莽，余曰：“要存塘泊利害，臣所不知，若言淤却此一处塘泊为不利，即边吴淀亦淤却一处塘泊，岂边吴淀淤却便过戎马不得？”上曰：“边吴已是坏却。”余曰：“见韩缜说边吴见今有水不少，若存得边吴淀，又更引河从台山路入御河，即是两塘泊皆存得，岂不善？”
［是日］余曰：“陛下以为柴世宗能辟土疆、服天下，何也？”上曰：“莫是能果断？”余曰：“柴世宗能使兵威复振，非但高平之战能斩樊爱能等而已。天下贼盗杀人亡命者，皆募以为禁军。史臣以为当时孤子寡妇，见仇雠而不敢校，后悔之，莫有贷者。臣以为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非悔也。方中国兵弱，以为非募此等人不足以胜诸僭伪之国，及所募已足，则法不可久弛，故不复贷其死。此乃定计数于前，必事功于后，岂以为失策而更悔也。”
［六月四日］上谕王安石令惇勿轻易，盖宗道言惇所修寨不坚固，又点集丁夫，并不从州县，后无由知存亡数；又言狤狑与懿、洽合，元未归附，惇但令人告喻而已。安石言：“今告喻每斫蛮一级，即与绢五匹，能诱降亦然。懿、洽必无如此事力购募狤狑，狤狑又见官军盛，即必不敢为懿、洽出力。今以重兵临之，以精兵击之，以厚利诱降，其人必诱狤狑及归明人，所诛者元恶数人而已。官军按据要害，不妄动，即百全无害而坐取胜。”上曰：“若如此，即善。”安石曰：“已与熟议，李浩等意亦以为宜如此，必无虞也。”
［七月十二日］龙猛军级，经章惇出头，乞于懿、洽效用。上怪禁军不由军帅，擅经章惇投状，王安石曰：“军士乞效命，虽不由军帅，恐无条禁止。”上以为军制不宜如此，安石曰：“不知如此后有何害？”上曰：“经章惇乞效用犹可，恐别有妄作。”安石曰：“别有妄作，即自有科禁，若经有所征讨官司乞效用，正是募兵所欲，不知如何加罪？”吴充曰：“军当听于一。今如此，即不一，不如不差往。”安石曰：“今乞效用，不知何害？军听于一，若令彼经殿前司投状，即殿前司必不许，不许，则壮士何所求奋？”蔡挺曰：“若别有结连，奈何？”安石曰：“结连，即自有重法购赏备具。今经朝廷所差官乞效用，不知如何因此却致得别有连结？”陈升之曰：“臣见韩绛宣抚时，兵级亦经绛求效用。”上乃令勘会进呈。既而上终以为害事，安石曰：“士卒固欲其愿战，请效死反以为罪，何以奋其志气？且未尝有条贯禁其如此，如何加罪？”上曰：“禁军令如此不便，若如临淄王事，其渐岂可长？”安石曰：“经朝廷所差官司，与临淄王事岂类？且欲防变，即专固人情，使听于三帅，不得自伸于余处，亦不可无虑。今经修注官投募，与专固人情，一听于武帅，孰便？”上曰：“三帅防禁严密。”吴充请今后立法，安石曰：“若为朝廷讨贼，乞效死，即无可罪。若不为朝廷讨贼，自相结连，除是谋反，即法已备具，不须别立约束，终不能加谋反之律。”上曰：“如保甲若别司募去，司农亦必有言。”安石曰：“保丁固有经章惇者。”上曰：“司农奏，非经章惇。”安石曰：“亦有经章惇者。”陈升之又言有经韩绛乞效用者。上曰：“郝质言经绛者，盖是合往本路军士。”升之又言非本路。上终欲治其罪，安石固以为无罪，上令放罪取戒励。
［七月二十五日］韩缜奏留冯行己，以为若罢行己，北人以为射杀人故罢，即愈骄，若复来必以为有计议，北人更疑。上曰：“行己奏报亦不觉其昏错。”或曰昨对北人言展拓城池是错。上曰：“昨曾孝宽所带去使臣，乃是张利一所辟人，不过听此辈语故尔。”缜退，余白上：“孙永言臧景者邢佐臣壻，疑射杀人或非全属南界地分，此事未可知，然不可不察。”又白上：“赵子几云人甚称张利一，臣为言朝廷所知利一实事数条，乃言都不知有此。”
［八月二日］密院进呈张充宗奏状，盛言因鲜于之邵。余白上：“之邵十一月申中书言不便，并以十二月方卖与白文献。”上曰：“恐召卖在前。”余曰：“候检文字别进呈。”
［八月十五日］京又言叔献所开河多浸人墓庄宅，安石以为不然。既而上问叔献，乃言若浸人坟庄，当伏军令。
［是日］上见王韶去常家族，曰：“韶被将佐煎迫得去。”翊日，余得韶书，将佐乃皆不欲往，韶独决计，以书白上曰：“谁以为韶将佐煎迫？”上曰：“王珪言此。”珪心只是料其如此，余见珪但随上语，非珪唱为此言也。
［八月十六日］同密院进呈程昉言滹沱河事。初，密院令孔嗣宗、刘舜卿等共相度，奏称所闭蔡家门口等外皆深渊，若开作堰限，即不可复闭。昉以为若令不可复闭，即二年前如何闭得？嗣宗等又以为对敌境非便，昉以为二年前有数十道堰限，如何敌境不以为言？昉又言：“自密院闭此诸堰限，凡浸民田二十村七、八十里，然此方无一人以为言。”上乃始言嗣宗所奏皆妄，然亦不以为可罪也。上令程昉便计度功料，又令计会屯田司相度开堰限，余曰：“须令先与屯田司相度开堰限，无妨碍乃计功料。”上以为然，而密院欲差官同往相度，拟差蔡天申。天申，挺子，余明言其不可，乃差李南公。
［八月二十六日］韶奏洮州降。
［九月十七日］奏至马练川。
［是日］文焕，黔州武进士。
［九月］十八日，奏瞎吴叱等献岷州。
［是月］上以农事为最急。余曰：“家可以资国，国可以资天下，天下须资天地。”上曰：“若设法移民，使就宽乡，亦王者所以生财辟土之道也。”余曰：“陛下每以劝农事为急。”上曰：“奉先寺进新种稻极好，与一道紫衣。”余曰：“陛下每以劝农事为急，甚好。”初，蔡河既作重闸，有余水，乃劝教河侧人种旱地为稻，而奉先率先种稻。
［十月二十二日］又诏河州置武卫、安乡城置蕃落各一指挥，仍差鄜延、环庆、秦凤路走马承受各就本路选募。上曰：“洮、岷蕃族繁盛，俟召王韶至，令议团结，庶它日可用。”王安石曰：“羌夷之性虽不可猝化，若抚劝得术，其用之也，犹可胜中国之人。”上曰：“昔商之顽民，本居中国，又以毕公主之，《尚书》‘既历三纪，世变风移’，况蕃夷乎？但日渐月摩，庶几有就耳。”
［同日］管勾都水监丞侯叔献言：“近准诏从所请开白沟等河，欲白沟为清汴储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为源，仿真、楚州开平河置闸，四时行舟，因罢汴渠。”上曰：“叔献开白沟河功料未易办，乃欲来年即废汴渠，更宜遣官覆验。且汴渠岁运甚广，河北、陕西资焉；又都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遽废？”王安石曰：“此役若成，盖无穷之利，当别为漕河，用黄河一支，乃为经久耳。”冯京曰：“若白沟成，与汴、蔡皆通输，为利诚大。臣恐汴河终不可废。”上然之，诏刘璯同叔献覆视以闻。后璯等言：“白沟、濉河签直至淮八百里，乞分三年兴修。其废汴河行运，候白沟功毕，别相度。”从之。上曰：“璯详审，此必璯所议，意谓叔献大促遽也。”仍诏作三年兴修。
［十一月八日］丁未，王安石言：“以浚川杷浚黄河，自二十八日卯时至二十九日申时，凡增深九寸至一尺八寸，请以杷浚汴。”从之。上曰：“果如此，即大省夫力、物料。闻河北一军有用夫五千，而本军丁不过五千，一夫至用钱八贯。欧阳修常以为开河如放火，不开河如失火。果用夫劳民如此，即不如不开河。”安石曰：“若两皆为害，即开河用夫与放火、失火无异。若以万人一岁之力，能除千人百岁之害，即犹放火、失火之比也。今以万人之力，除十万人之害，即决须为之。《易》所谓‘毒天下而民从之’者，以其虽毒之，终能使之安利。故祈寒暑雨非不毒也，若无祈寒暑雨亦无以成物也，故亭之毒之，乃为天道，岂可但亭之而已！”
［十二月二十一日］王安石白上，欲且罢白沟，修汴南水利，上曰：“人多以为白沟不可为，而卿独见可为，若遂修成，甚善。”安石曰：“果不可为，况未曾费用功力，罢之诚宜。若可为，即俟时为之，何必计校人言也。”
［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善李靖结队法，召贾逵问之，逵以为非。诏中书、密院同议之，安石曰：“今但结三人为队，又结五人为伍，相抟执以观其孰胜，则其可用与否立见矣。”上乃令郭固与殿前司各为一法，试其可者。然以为靖能胜狄夷，又数称黄帝兵法，必晓古人伍法，其用三人为队，或必有意。安石曰：“后世无知兵者，靖能结三人为队，以当衰乱散斗之敌，宜其每胜，比之韩信则已不及。至于黄帝兵法，必非靖所能知。盖自黄帝以来即有伍法，岂容历代圣人智不及靖，而不能结三人为队也？”上曰：“韩信以数十万当项羽十万，靖以万人当颉利一国，靖未必不如信。”安石曰：“自蚩尤以来未有如项籍者，颉利乃衰乱之夷狄，李靖率习战之士，深入敌地而发其机，又乘其不戒，则其胜之固易。”上曰：“兵固欲措之于易胜。”安石曰：“措易胜与难胜乃为奇，措易胜与易胜不足为奇也。”冯京曰：“陛下论兵高远，非群臣所及。”安石曰：“天锡陛下圣质高远，与尧、舜、汤、武固无以异，论兵诚为高远。然先王虽曰张皇六师，克诘戎兵，其坐而论道，则未尝及战阵之事。盖以为三军五兵之运，德之末不足道也。孔子亦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以为苟知本矣，末不足治也。”上曰：“事亦有趋时者，如宣王乃以北伐为先。”安石曰：“宣王所以北伐，乃以能分别君子、小人，用吉甫、张仲故也。若十步之内，君子、小人曾无所分别，不知如何能胜玁狁？然则宣王所务又有在北伐之先者。陛下修身齐家诚无愧于尧、舜、汤、武，臣若见陛下少有阙失，岂敢顾望不谏？然即位六七年，未能成尧、舜、武、汤功业，必有与尧、舜、武、汤不同处。《诗》曰：‘思无疆，思马斯臧’‘思无邪，思马斯徂’。人君苟出于诚正，则马可使臧，可使徂，而况于人乎？然则无人为将率，非陛下所患，况今日四夷类皆非豪杰，无足以累圣虑者。”上以为然。
［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又论兵，以为能知阴阳五行之理而役使之，则尽矣，要在通理而已。安石曰：“天地乃为阴阳五行所使，通阴阳五行之理，是所谓精义入神以致用，所为无不可者，何但兵而已。”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复论司马、孙、吴及李靖团力之法，王安石曰：“古论兵无如孙武者，以其粗见道故也。如日有长短，月有死生，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五色之变不可胜观，奇正之变不可胜穷。盖粗能见道，故其言有及于此。”上曰：“能知奇正，乃用兵之要。奇者天道也，正者地道也，地道有常，天道则变而无常。至于能用奇正，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则妙而神矣。”安石曰：“诚如此。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能天能地，利用出入，则所谓神也。神故能以奇为正，以正为奇也。”
［十二月二十六日］安石云：“昨杨蟠不待劾而罢。”
［二月四日］上又虑契丹若坚要两属地，如何？余曰：“若如此，即不可许。”上曰：“不已，如何？”余曰：“不已，亦未须力争，但遣使徐以道理，与之辩而已。”上曰：“若遽交兵，如何？”余曰：“必不至如此。”上曰：“果至如此，如何？”余曰：“以人情计之，不宜便至如此，契丹亦人耳。”冯以为我理未尝不直。上曰：“江南李氏何尝理曲，为太祖所灭。”
［二月二十三日］上与辅臣论及市易，冯京曰：“曩时西川因榷买物，致王小波之乱，故今颇以市易为言。臣检实录，实有此说。”王安石曰：“王小波自以饥民众，不为官司所恤，遂相聚为盗，而史官乃归咎般取蜀物上供多而致然。不知般取孟氏府库物以上供，于饥民有何利害？”上曰：“李杞行未？”安石曰：“未也。然愿陛下勿疑，臣保市易必不能致蜀人为变也。如未能无疑，即不如勿遣李杞。”先是，安石与王珪同白上，因李宪往谕王韶少留效用人，省浮费，上令作文字与，安石曰：“恐不须作朝廷文字，陛下以圣旨谕之，彼得圣旨亦有辞以拒来者及裁省公费，今一最下士人亦须月费百千以上，而往者无已，穷边钱难致，如何经久？昨臣已令人致意王韶，今事功略就，人之多言，更在于伤财，不比初举事，士人惮往。至于供给，皆可裁减，兼效用人徒费官赏，不如以其财专抚养斗士也。”及是，上又令宪诣安石问复有何事谕韶，安石具为宪言之。［三月六日］边奏木征、鬼章大兵转入岷州。上以为忧，安石与王珪皆言：“彼师已老，必难涉险远攻，岷州保亡虑。”冯京独不谓然。已而奏至，果如安石等所料。
［三月十一日］安石问上：“李宪常留在彼否？”上曰：“事已即令还，不常留也。”
［三月十五日］上论及河北财用器械，患契丹之强，自太宗以来不能制。王安石曰：“太祖经略诸僭伪，未暇及契丹，然契丹亦不敢旅拒。自太宗以来遂敢旅拒者，非为我财用少、器械不足故也，止以一事失计故尔。郭进守西山可谓尽力，以憸人谗说，故困迫至于自杀。如郭进者既自杀，即憸巧能凭附左右小人者，必得握兵为用，虽有犯法，必获游说之助以免。如此，则契丹何为不旅拒？自太宗以来，其失计皆以此类，非以器械不足、财用少故也。”上闻此矍然。安石自叙云：“时景思立凭附李宪干师律，上不肯治，故为上言此。”
［三月十九日］先是，执政多以为萧禧来，必复求关南地。王安石曰：“敌情诚难知。然契丹果如此，非得计，恐不至此。此不过以我用兵于他夷，或渐见轻侮，故生事遣使，示存旧态而已。既示存旧态而已，则必不敢大段非理干求，亦虑激成我怒，别致衅隙也。”禧书未拆，上犹以为疑，安石谓必无它，或是争河东疆界耳。及拆书果然，上谕禧曰：“此细事，疆吏可了，何须遣使？待令一职官往彼计会，北朝一职官对定，如何？”禧曰：“圣旨如此即不错。”上问禧复有何事，禧言：“雄州展托关城，违誓书。”上曰：“誓书但云不得创筑城池，未尝禁展托，然此亦细事，要令拆去亦可。”禧曰：“北朝只欲南朝久远不违誓书。”上曰：“若北朝能长保盟好，极为美事。”又问禧复有何事，禧曰：“无他事也。”［三月二十二日］上曰：“京师人素优幸，分外优饶他亦不妨？”余曰：“如此，则是陛下聪明为左右所蔽，实未知京城百姓疾苦。”
［是日］余曰：“陛下必欲财用足，须理财。若理财，须专志不惑，不为小人异论所移，乃可以有为。”上曰：“古者什一而税足矣。
今取财百端，不为不少。”余曰：“古非特什一之税而已。”
［五月二十四日］给田募役，乃李承之建议。
［三月十九日］上用李靖法作阵图，队为四部，将居中，有亲兵而无部。前此吕惠卿极论其不可，安石亦为上言其非是。是日又进呈，佥顺上意以为善，独安石与惠卿共难，而王珪不言。安石曰：“先王伍法恐必不可改，今作四部，即兵以分合为变，不知四部分，则大将在中何所依附？若附四部中，则一部乃有两人大将；若不附四部中，大将反无以自卫，如何待敌？”上默然，乃且令试教。
［三月二十二日］上谓王安石曰：“小人渐定，卿且可以有为。”又曰：“自卿去后，小人极纷纭，独赖吕惠卿主张而已。”因称吕惠卿兄弟不可得，安石曰：“诸兄弟皆不可得。和卿者，臣初不知其人，昨送臣至陈留，道中与语，极晓时事。”安石又曰：“臣父子蒙陛下知遇，所以向时每事消息盈虚，以待陛下深察，诚欲助成陛下盛德大业而已。小人纷纷，不敢安职。今陛下复召用臣，所以不敢固辞者，诚欲麤有所效，以报陛下知遇。然投老余年，岂能久事左右？欲及时麤有所效，望陛下察臣用心。”上曰：“固所望于卿。君臣之间，切勿存形迹，形迹最害事。”上问外事，安石具道虽胜往时，然监司未尽称职，上曰：“人材止如此。”安石曰：“诚是人材少，然亦多观望不尽力，缘尽力则犯众怨，犯众怨则中伤以法，而朝廷或不能察，不能察则反得罪，不如因循偷惰之可以自安。外官固未论，如吕嘉问，内则犯近习、贵戚，外则与三司、开封日夕办事，以守职事，行法至于置狱推究，奸罔具得，而嘉问乃以不觉察杂买务剩收入，情愿纳息钱二贯，降小处知州。若剩收息钱可罪，监官宜不免，监官以去官获免，则嘉问是因罪人以致罪，如何更有罪可科？且自来提辖场务诸省寺之属，何尝有坐辖下场务不觉察杖罪降差遣者？天下皆见尽力为朝廷守法立事如嘉问者不容，则孰肯尽力，不为因循偷惰之行？”上曰：“嘉问已与复差遣。”安石曰：“李直躬之徒作转运，却令嘉问提举便籴，此岂官人之宜？”上曰：“与移一路转运。”安石曰：“陛下必欲修市易法，则须却令嘉问领市易。”上曰：“恐吴安持忌其来，又复失安持心。”安石曰：“臣以女嫁安持，固当为其审处。今市易事重，须嘉问与协力乃可济，不然他时有一阙失，必更上烦圣虑。”又荐嘉问及张安国可为宰属，上皆以为可。
［四月二日］上怒刘忱与契丹议地界不分明，余为上明忱无罪，乃吕大忠作图不分明有罪也。
［是日］安石谓“许萧禧不当满其欲”。
［四月三日］安石论给田募役有十余害，上曰：“苟如此，初何以有此议？议者必有所利。”翌日，检初议，乃李承之言募弓手宜如弓箭手为便，遂作此法，余无所利。安石曰：“只以田募弓箭手，已不如募弓手之便。弓箭手虽选强壮，然即取足于一家，苟可以为强壮，则弗却也。弓手乃选强壮于无方，其所募皆得真强壮者。”上乃令废以田募役法。
［四月六日］陶临自泗州倒行至临淮谒余。
［四月十七日］王安石议废牧监，吴充欲存之，准备军行负，以为：“若北狄旅拒，马不可买，中国何由得马？”上曰：“虽如此，牧马亦不济事。祖宗时，牧监但养大马，后来孳生，是非明白无可疑。”充曰：“向令认定驴、牛，中书便云骚扰。今中书却要临时买驴以供负，岂不骚扰？”安石曰：“无事时不问有无驴、牛，宜令五户或十户共认驴、牛一头，不知此牛、驴令谁作主？且无驴、牛之人，须被配率出钱，此所以为骚扰。今中书计算，若遇要驴时，用见今第一等价上增一倍买驴，事定后更不收一钱，即每三年一次用兵，比养马以待用，可省七十万贯。用第一等价上增一倍买驴，假令括买，亦不为虚损百姓，此所以异于预认。”上曰：“此利害分明，兼马皆生梗，岂可负也！”
［是日］上批：“斩马刀局役人匠不少，所造皆兵刃。旧东、西作坊未迁日，有上禁军数百人设铺守宿。可差百人为两铺，以潜火为名，分地守宿。”先是，斩马刀局有杀作头、监官者，以其役苦，又禁军节级强被指射就役，非其情愿，故不胜忿而作难。王安石常与同列白上，以为宜稍宽之。至是，佥为上言其事，上以不可，因此遽辍，亦且了矣。安石曰：“凡使人从事，须其情愿，乃可长久。”上曰：“若依市价，即费钱多，那得许钱给与？”安石曰：“饩廪称事，所以来百工。饩廪称事，来之则无强役之理。且以天下之财，给天下之用，苟知所以理之，何忧不足，而于此靳惜？若以京师雇直太重，则如信州等处铁极好，匠极工，向见所作器极精，而问得雇直至贱，何不下信州置造也？”
［四月］十九日，上言：“与赵世居谋反者医人刘育尝迁岐王奏差，而岐王见其多事，不许。又干嘉王，仲铣言此人多事，不宜在王府，乃已。”上因言铣廉静好学知分，王安石曰：“此以知忠信寡欲之人，有补于世。”上曰：“良是。”
［四月二十一日］先是，范百禄言徐禧论滕甫事过当。上谓王安石，滕甫不合移邓州，甫元无罪，因禧有言故移。安石曰：“甫移邓州，臣尚未至，不与此议。然甫奸慝小人，陛下若废弃之于田里，乃是陟降上合帝心。今令安抚一路，而妻弟谋反于部中，岂得无不觉察罪？且因妻弟反狱在其部，移与别路安抚，有何所苦于公议，有何不允？”上曰：“若明其平生罪状，废放可也，不当因此事害之。”安石曰：“移邓州安抚，害甫何事？”上又言：“‘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安石曰：“此固然，但恐以非道为道，以道为非道，即错处置事矣。”翼日，王珪、吕惠卿进呈滕甫乃徐禧未言以前，上令移之。上又言刘瑾与世居往还书简比甫更多，有不容居内之语。安石曰：“不容居内是何意，不知谓陛下不能容，或谓执政不能容，或谓简汰不容，皆不可知，亦未可深罪瑾也。”上曰：“然要不可令作帅。闻说瑾甚惧朝廷放弃。”安石曰：“宗室如此事，近世未有，瑾自宜恐惧。”吕惠卿又言：“王巩与韩绛亲戚，取下状三日不奏，王珪点检，方奏元状，甚疑韩知情，后勘得乃无罪。若使巩与臣及王安石亲戚，三日取下状不奏，因王珪点检方奏，即大涉嫌疑也。”上曰：“巩情不佳。”安石曰：“巩情亦无甚可恶。”上曰：“巩见徐革言世居似太祖，反劝令焚毁文书。”安石曰：“杜甫赠汉中王瑀诗云‘虬须似太宗’，与此何异？令烧毁文书，文书若烧毁，即于法无罪。既与之交游，劝令避法禁，亦有何罪？罪止是不合入宫邸耳。”上问处置世居事，安石曰：“世居当行法，其妻及男女宜宽贷，除属籍可也。今此一事，既重责监司，厚购告者，恐开后人诬告干赏，官司避罪，将有横被祸者。愿陛下自此深加省察。方今风俗，不惮枉杀人命，陷人家族以自营者甚众。”上曰：“事诚不可偏重也。”及是，断狱如安石议。士宁初议免真决，韩绛力争之，遂依法。
［四月二十二日］比扑河东义勇、保甲养马，密院检详，故落三司状，妄作比扑数，要作义勇养马所省不多。上曰：“密院兵房比扑得全不是。”然上欲且依旧令兵士养马，安石曰：“陛下欲训习义勇、保甲令可用，故将以省募卒，宽河东一路也。今又不令保甲、义勇养马，即民兵无马，民兵无马则异时何以为用？且用募兵五千骑之费，可养义勇、保甲万骑，所养义勇、保甲与募兵之费又不同。义勇、保甲教成之后，精勇但有过于募兵，无不及焉。不知如何不令义勇、保甲养马？若欲且存骑兵马额，即义勇、保甲养马所费，可令三司出备，候一二年教得义勇、保甲精熟，即马军别取旨。”上曰：“好。”
［四月二十八日］金部员外郎、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吕嘉问兼提举市易司。王安石言：“近京师大姓多止开质库，市易摧兼并之效似可见，方当更修法制驱之，使就平理。”上曰：“均无贫固善，但此事难尔。”安石曰：“秦能兼六国，然不能制兼并，反为寡妇清筑台。盖自秦以来，未尝有摧制兼并之术，以至今日。臣以为苟能摧制兼并，理财则合与须与，不患无财。臣尝论廪饩当称事，政为此也。”后数日，吴安持辞市易，上不许，安石曰：“臣与嘉问亲厚非有他，但与议市易而已。然其被诬，臣以亲厚之故已难为之辨明，况臣女壻，恐有事愈难为言，乞别选人。”上固不许。
［是日］欲令侯叔献籴淤田麦，上疑叔献虚诞，向论訾家口，以为万世不易之口也。余曰：“非叔献虚诞，有自来作奸坏訾家口者。”上令根究。
［闰四月三日］前此上言侯叔献虚诞，以訾家口为万世之利，诚可长用，但李立之等作奸闭塞，上令根究。至是，根究宋昌言不合闭口事状甚明，此乃冯京使其如此，以余尝奏訾家口可常用故也。盛陶因索水涨，乃云不合汴河开两口。今检到水历，方是时汴水乃减四寸，索水乃添六尺。陶又言尝溢岸。勘会是岁乃无溢岸。云不合开两口，乃自来多开两口。上曰：“宋昌言闭口不当，一岁凡八次开闭汴口，非特枉费人工物料，又汴水不通，阻滞纲运甚众。”余曰：“陶前奏以淤田故两日水浅靠阁，损破舟船甚多，京师惶扰，及勘会得并无一船靠损。及此八度开闭口，劳弊公私，舟船皆不通，乃无言，何也！”上曰：“不干盛陶，却是薛向。”余曰：“向奏，臣所不知。盛陶即有札子降在中书，不知薛向为近臣，如此诬罔圣听，合行法否？诬罔如此而不治，不知于义理何所当？”上但笑。
［闰四月五日］又诏雄州移牒涿州，沈括回谢，不可以审行商议为名。先是，契丹欲改括使名为审行商议，涿州已再牒雄州，又同日牒称括趁五月二十三日入见。上与辅臣谋之，王安石言：“彼诚有争心，则必不肯令括过界，候改得审行商议指挥，乃令括过界。今同日牒令过界，即其事非坚可知。设若彼要括商议，但答云：“受旨回谢，不合预商议。然南朝本自不欲争小故，务存大体，所以不较曲直，割地与北朝。今北朝却要审行商议，必是顾信义，不欲无名受地，但请遣泛使尽赍合照证文字来南朝理辨曲直，庶早得了当。”缘契丹习见朝廷惮其泛使，故每言难免往复。今明许其来，来有何伤？”上以为然。诏雄州牒涿州如安石言。既而复令进呈牒本，谓安石：“彼若果遣泛使来当如何？”安石曰：“彼以我为惮其泛使，今示以无所惮，彼或不遣；示以惮遣，则其来决矣。泛使于我何苦而惮其来也？”上曰：“来此偃蹇不去如何？”安石曰：“乡者萧禧来，陛下两开天章阁议事，又连遣使就商量地界，乃所以长其偃蹇。今若复遣泛使来，待彼说一句即答一句，若不说即勿语，或不肯去，即厚加馆饩节次，牒报契丹，彼亦无所发怒，何由使至交兵？然边探屡云契丹欲传国与耶律浚，浚好杀不更事，恐为其国干赏蹈利之臣所诱，或妄生边隙，不可不戒，宜早为之备。”上曰：“善。”令只依前牒指挥。安石曰：“前指挥雄州未得发牒，今令依前指挥。缘雄州机事从来不密，传闻契丹或有以窥我，谓宜少变前指挥，使不测所以，止住前牒之意。”乃改云候沈括过界数日即牒过。
［闰四月十四日］余曰：“唐太宗行义至不修，陛下修身与尧、舜无异。然陛下不能使群臣皆忠直敢言者，分曲直，判功罪，不如唐太宗故也。如程昉尽力于河北，与万三千贯修桥，乃用此钱修桥了，更修廨舍营房，置都日掠房钱八百文。又置到水植二万七千贯，所开闭河四处，漳河、黄河外尚有淤溉，又出田四万顷。自秦以来水利之功，未有及此。以法论之，千顷合转一官，即昉须转四十余官可也。乃并数处功转一官，又令与宗师同放罪。陛下放宗师罪，已是屈法，又更抑程昉。臣恐非但今日天下以为非，书之简册，臣恐后世有以议圣德。”
［闰四月十七日］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李师中卒。王安石言师中悉心奉公，畏法勤事，虽见识不高，然近臣如此者至少，谓宜赙之加等，上以为然。
［闰四月十八日］韩琦奏倚阁预买紬绢，赊买、借贷斛斗；倚阁税，今虽或七分熟，须五七年拖带送纳。王安石谓韩绛此不可行，绛曰：“民纳不得，须着宽恤。”及进呈，安石曰：“近岁以来，方镇、监司争以宽恤百姓为事，以希向朝廷指，仓库不足，则连乞朝廷应副。如预买紬绢，自祖宗以来，未尝倚阁，去年李稷乃乞行倚阁，朝廷因亦从之。若言灾伤，即祖宗以来，岂是都不曾值灾伤？又赊卖银绢，本因配买伤民，遂令供抵当，情愿赊买。韩琦执政十余年，固尝值灾伤，不知曾倚阁预买否？不知曾配卖银绢否？向时配卖，一户或陪钱数百贯，无灾伤倚阁指挥。今来取人情愿赊买，不知如何却须要五七年拖带送纳？”上欲下监司体量相度，安石曰：“近岁监司惟以媚民为事，却不斟酌有无。河北西路监司乃李稷、吴审礼、韩宗道，李稷固已擅倚阁预买，吴审礼、韩宗道亦必不肯违俗，但恐其过为宽贷以媚民。今方镇意必不肯以用度不足故急民也，且宽恤百姓，固是美名好事，人臣优为之。然如近岁，上下大小争以此为事，无复屯其膏者，恐国用不继，缓急却不免刻剥百姓尔。如去年体量放税，所失至多，但长侥幸，何名宽恤？昔苏秦说齐厚葬以明孝，高宫室以明得意，用破弊齐。今方镇用心有如此者，陛下岂宜不察？”上曰：“韩琦用心可知，天时荐饥，乃其所愿也。前访以此事，乃云须改尽前所为，契丹自然无事。”安石曰：“琦再经大变，于朝廷可谓有功。陛下以礼遇之可也，若与之计国事，此所谓启宠纳侮。”上曰：“初亦不意琦用心如此。琦尝对使人云：‘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儿子，做得好，臣便面阔，做得不好，臣亦负惭愧。’”因称郭子仪事，代宗以为忠顺。
［五月十五日］王韶言：“陛下如此，恐内外相倾成俗。向来军器监点检内臣折剥弓弩，自此成隙。今却以内臣比较，按军器监，则内外相倾无已。”上曰：“比屡说军器监事，若不比较见事实，即中外更以为听小臣谮愬。今比较见事实行法，乃以明曲直。”王安石曰：“诚要如此，若每事分曲直，明信诞，使功罪不蔽，则天下治久矣。”上曰：“如程昉敢向前勾当，亦为中书察知，故敢尽力。如昨来卫端之该减降，只合科杖罪放，特追两官。内小臣有罪，行之必不肯少贷。”安石曰：“外臣若如卫端之坏却许多官物，亦未尝有科杖罪放却者。如程昉亦恃陛下以公道主张，故敢尽力。然比苟简偷惰之众人，则其危殆亦已甚矣。凡如昉者，众之所疾，有十件罪发，未抵别人一件。缘别人更相容庇，如昉则众共攻之，若非人主保庸，即何由自立？不知大臣、执政于内外庶官有何适莫？但内臣即要深行，非内臣即便末减，如此用心，必是奸人内怀爱恶利害，欺罔人主。不知如此人，陛下何故使之执政？”上曰：“如卿有道，岂肯如此，然他人岂免如此！”
［五月十八日］韩绛先乞罢相，上谓王安石曰：“绛恐为范纯粹，不特为刘佐也。”
［六月三日］王韶又言军器监事不须比较。上以为事不比较，无由见枉直。安石曰：“诚然。庭者，直也。朝廷治事，惟欲直而已。若不考校，何由知其枉直？若为其有劳，且欲含容，亦须待考校见曲直，然后计其劳与罪孰多，加恩末减可也。不然，则无罪之人或蒙谗谤，乃误受含容之恩，而实遭诬污之累矣。”
［六月十二日］司农言保户均出赏钱事，上谓王安石曰：“既出钱免役，又出赏钱如何？”安石曰：“赏钱自来不因役出，兼每户出钱，一火强盗不过六十，窃盗不过三十，贫乏又免，无所苦也，比旧人情必悦。”上曰：“利害加天下，极宜审之。”安石曰：“固应如此。”他日，上又欲以役钱代赏，且言：“二百五十家同任责非是，当令二十五家均出，宁厚无伤，亦所以惩之。”安石请如圣旨施行，然不可厚也。
［六月十六日］进呈闭訾家口官，余请以汴口及宋昌言为一等，夺一官；李立之等为一等，赎铜。上曰：“却是刘璯说此事。”余曰：“诚如此，兼璯前开訾家口有功，欲以功免此一罚。”上曰：“好。”更令余勘会侯叔献劳绩取旨。叔献乃与璯同救得訾家口者也。上又令李立之与郡，珪言昌言专受指去相度，宜更重。余曰：“见王珫言昌言明说得执政意指须要闭，珫屡争不得。”上曰：“既如此，不奏乃依违，何名守官？”余曰：“此所以欲与昌言同罚，然昌言诚当更重。”上乃令与昌言一郡，余曰：“李立之即令替昌言知陕府。”上曰：“好。”
［六月二十一日］又进呈军器监比较文字，上曰：“如御前生活所改变桥瓦省功，岂是有指挥令军器监不如此改变？”安石曰：“自祖宗以来，只是用全木为桥瓦，今御前改为木合成，即未经外庭试验经久牢固比旧如何。假令比较与旧牢固一般，又省费，即御前生活所可奖。军器监官员未为有罪，以所造桥瓦是祖宗以来承用法式故也。如昨来三司有人言造三灶留滞言事，令二年甚困苦，而不为之定夺。及中书差官试验，果有利如此，乃可以责三司，然朝廷亦不责三司也。今桥瓦事又未尝有人言此利便于军器监，而监官沮抑不行，若比三司，尤不可责也。”
［六月二十二日］上谓王安石曰：“沈括奏契丹地界事，似已说得了当，不知实如此否？彼或更不遣泛使来。”安石曰：“契丹固宜无他，既见朝廷许再遣泛使无所惮，则必不再遣也。”
［六月二十三日］辛未，诏：“修经义检讨官转一官，选人循两资。张济、叶原、刘泾候教授、直讲有阙日与差，举人各赐绢五十匹。”王安石初议举人酬奖，欲与免解。上不许。
［六月二十四日］上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匹夫亦须令自尽，况勾当生活所使臣？”安石曰：“御前生活所使臣何缘不获自尽？中书既比较了便，送与看详，彼自不肯看详，不知令比较官如何措置？陛下若尚疑未尽，即容臣等检寻文字，子细进呈。”上疑比较不尽，盖比较官向宗儒与生活所宋用臣有隙故也。上曰：“如生活所支食钱，只令依实比较，然却言缘生活所支食钱，乞朝廷详酌指挥，便取工匠状。若支食钱，亦乞依得生活所便凭虚比较。”安石曰：“若谓御前生活所使臣皆陛下近习，当依违之，则诚如圣旨。陛下于宫中、国中，宜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即有司如此比较，不为过当。且军器监自然支得食钱，即亦造得如何，抑亦辞以为造不得？若依所乞，支与食钱，待彼造不得，然后重罚，彼亦何辞？若未见其造不得，即令用其说比较，兼已依实比较，然后别更作一节声说。如此比较，非不平直也。”翌日，进呈比较文字，照验甚明，上乃大悟。
［是日］上与王安石论及官员不肃事，安石曰：“‘震惊百里’，乃能‘不丧匕鬯’。”上曰：“造言法令不便者，官员耳。朝廷但见官员纷纷，而百姓便于新法之情无由上达。”安石曰：“诚如此，此所以要耳目得人。”
［是日］王韶论不当罢客军招河清致费财，上曰：“但当论河清可减而已，罢客军非不利也。”安石曰：“诚如圣旨。”
［是日］内批令改定《经义序》。余进呈，上曰：“以朕比文王，恐为天下后世笑。卿言当为人法，恐如此不便。且如‘陟降庭止’之类，朕岂能如此，岂不自知？”
［七月十六日］韩缜等图上河东缘边山川、地形、堡铺分画利害。诏：“双井水峪、瓦窑坞分画地开壕立堠，增置铺屋控扼处，并依奏。石门子铺如在三小铺外，更不拆移。其见安新铺以东，接胡谷寨地元非分画处，若北人言及，即以此拒之。如固争执，奏取朝旨。其白草铺，西接古长城，先从北与之议，毋得过分画地界。其古长城以北弓箭手地，听割移。”上与王安石日论契丹地界曰：“度未能争，虽更非理，亦未免应副。”安石曰：“诚以力未能争，尤难每事应副，国不竞亦陵故也。若长彼谋臣猛将之气，则中国将有不可忍之事矣。”
［七月十七日］上批：“检取熙宁初始定兵额文字进入。”王安石言：“中书每取兵数，料兵食，盖常事。前此蔡挺乃令人传语云，不敢公然送去，容密写纳。缘枢密院尝得旨，若中书取兵数，即具奏故也。”安石因请自今乞依例应报，上从之。于是安石又为上言：“臣不知兵数须密，有何义理也？”
［是日］章惇论密院添兵事，上曰：“章惇必别有意，非特为添兵，前乃乞留中，不降出札子，因进呈兵数，须得密，有何义理？”
［七月十九日］河北第十九将、内藏库副使杨万等充夔州路体量安抚司，听候差使。王安石言万可了南川獠事也。
［七月二十七日］进呈弓箭手愿养马，上曰：“固知其愿如此。”因令具府界保甲养马数及所免物数进呈。
［五月十四日］上谓王安石曰：“王韶疑卿迫之，力求去，恐复如吕惠卿。韶幸无他，冀后尚有可任使，卿宜勉留之。”又言：“韶论事时不烛理，然不忌能，平直。”安石曰：“韶缓急足用，诚亦豪杰之士。”王珪言昨缘马瑊、高遵裕事，必不悦。安石曰：“高遵裕害马瑊，既不见听，遂乞自引避。瑊以为非我莫能守熙河，朝廷竟移瑊江西，若监司才守法，便为方镇倾害，则国家纪纲败坏矣，此臣所以不敢阿韶所奏。臣与韶无他，陛下所知。又熙河事臣始与闻开拓之议，今所以治遵裕等，正欲成就本议，不贻国家后患而已。”
［五月十八日］诏新知渭州、龙图阁直学士蔡延庆降授天章阁待制，以不能措置茂州边事也。先是，上谓王安石曰：“昨以御前札子宽慰延庆，彼无兵固宜败衄，且善抚存百姓，勿令惊扰，持重以待秦兵至乃攻贼。”安石曰：“陛下慰安延庆，甚善。延庆怯，既败军，又畏朝廷谴责，必惶扰失度，得陛下宽慰，乃始有精神处事。如延庆最知向上，不敢有他，其才不足，无奈何，虽责之何补？人主最欲识人臣向与不向也。”
［五月二十三日］韶又言于上，以为：“熙河宜且静候年岁，不然有疎失，臣岂免责？”上曰：“治作过官吏，使来者不敢复然，省浮费，实边备，乃所以使熙河无疎失也。”安石曰：“今按作过官吏及浮浪之人，于熙河安危何所系？若扰蕃部不抚结使向汉，则熙河危，若使犯法官吏知恐惧，浮浪人不敢往，乃所以静熙河。且人常言省静，省乃能静，烦而能静，难矣。”
［六月三日］初，季成与马昌同受命分路募兵赴广西。既而季成独不能募，上以为怯，欲令宣抚司斩之。长编卷二七八熙宁九年十月甲午条注云”上欲斩谢季成，见日录六月三日”。
［六月六日］上谓安石曰：“宣抚司言两江溪峒不可令其附贼，大是，温杲之言大非。”安石曰：“方官军未到，虽不令附贼，安能禁其附贼？既不能禁其附贼，因喻之使不反侧，坚心附贼，又或为内应，此不为失策。”上曰：“既附贼，便为贼质其老弱，反为贼用。”安石曰：“贼力能如此，我虽不指挥，安能禁其如此？”上曰：“不指挥即却不敢全附贼。”安石曰：“彼力能制两江，我又不能救，则两江何为不附贼？”上曰：“不如团结。”安石曰：“固已令团结。”上曰：“宣抚司自要团结，温杲乃以为非。曲珍向是西人，却便入得两江，温杲与溪峒十亲九眷，却不敢入。”安石曰：“温杲事初便要去团结两江，深入攻交趾。”上曰：“何不去？”安石曰：“后来邕州破，去未得。杲初去时，自云若邕州已破，即去未得。”上曰：“杲何故云团结不得？”安石曰：“杲云人方耕作，又无食，所以难团结。后来朝廷令厚给强壮，又赈赡老弱，如此而温杲尚有言以为不可，乃有罪。初不如此，而言难团结，杲又何罪？”上曰：“宣抚司要支与钱米。”安石曰：“温杲来说难团结时，未见说支钱米。”王韶言：“昨遣种谔时，欲及春末夏初且攻扰交趾，取其侧近州峒，至冬，宣抚司往乃易为力。”上曰：“兵何由到得？”安石曰：“臣初以为贼尚攻邕州未下，其国空，可轻行袭灭，则入寇之兵不攻自破。后来邕州已破，则袭灭之事更不可言。然当交趾乾德初立，州峒各欲内附，此事不过募二万精兵，择五六中材之将，必了得交趾。窃恐当时料有今日之不轨，则亦不惜一举。四境事若不图大于细，为难于易，则劳师费财，固其所也。”上曰：“前代兴王欲有为，须先练兵而后动。”安石曰：“举事则材自练，若不举事亦难练兵，但日夜教之坐作挽射，不知遇敌气果如何？但举事使尝之而有功，则人材不材自见，材者见赏拔，则不材者亦奋矣。”上曰：“举事亦须自家兵马可用，若宣王征玁狁，其饬治车马如何也！又须度力所可能胜。”安石曰：“譬如乾德初立时，用二万精兵足了，以中国之众，募二万人精兵，岂患无之？择五七中材将帅，亦岂患无之？一举灭交趾，则威立矣。以尝胜之众布之陕西，则陕西之兵人人有胜气，以其气临夏国，不足吞也。吞夏国则中国之气孰敢干挠？”
［六月八日］王安石言：“季成勇于战斗，非怯也。今与宣抚司不相得，则其不能募兵，诚无足怪，陛下所宜察。”
［是日］先是，诏安南招讨司招降杨光僭等，于是招讨司言：“蔡烨申杨光僭等必以死拒命，恐未易招降，顿兵挫鋭，妨讨交趾，兼无故贪其地，非义，不如候招讨司回兵讨定。”王安石曰：“烨前遣赵杨谕光僭等内附，又与蒲宗孟言，烨不去一两月须了。今以大兵胁之，乃云必以死拒，又以取其地为不义，却候回军讨定，何其前后反复也？”上曰：“烨在任自不能了，今恐功在他人，故如此。其为人险薄，大似其父。”安石曰：“迨‘天之未阴雨，绸缪牖户’，不及今胁取，恐南师既行，彼见中国无如我何，因交趾未服间，连结抚水，更为湘潭之患。兼恐南师归日，军人有功者自欲就赏，其归而无功者意气已索，难更举事。”上曰：“不知招讨司会蔡烨意否？”安石曰：“郭逵对臣自云回军日相度，臣曾奏此事。”上曰：“今讨定与回军利害等耳，彼见我军胜，呼之必至，如韩信令燕，从风而靡，光僭必不能过燕。”安石曰：“燕无并吞天下之意，则宜有所附，非附楚则汉尔，汉胜而招之，宜必往，况如韩信者，燕若不附，必不但已。今兵锐而无事之时，乃不敢呵问光僭，及军回之日，思归之士不可久留。光僭老贼，谙识事机，知南师思归，将帅又无坚忍之意，逗留不肯遽出，则南师自当舍之而归。且燕势必有所附，光僭志自擅而不出，则与韩信燕事不同。”上又曰：“事定后，蔡烨自可行遣。”安石曰：“且令分析前后反复意状，亦足以儆奸，朝廷不宜数为憸人所愚弄也。”
陈升之曰：“已与王安石商量定却如此，且欲更与王安石商量。”
上曰：“此是朝廷法，不干王安石事。”
余曰：“陛下明是非好恶，使人知理分所在，则中人以下，亦多服从陛下，所为必不至于败坏。今多或以为陛下尚可欺，以其所为，故未肯悛革。譬如运瓮，须在瓮外方能运；若坐瓮中，岂能运瓮？今欲制天下之事，运流俗之人，当自拔于流俗之外，乃能运之。今陛下尚未免坐于流俗之中，何能运流俗，使人顺听陛下所为也？”
余曰：“陛下看商鞅所以精耕战之法，只司马迁所以记数行具足。若法令简而要，则在下易遵行；烦而不要，则在下既难遵行，在上亦难考察。”
余曰：“汉宣帝不足法。陛下圣质高远，当慕尧、舜三代盛王。如汉宣帝，不足以言。”上曰：“朕自视未有一毫可比汉宣帝。朕意趣诚广大，但才力庸短，未能运动天下事，所以每事畏慎，不敢妄发。”
上问及真宗时边事。余曰：“《真宗实录》言当时事，大抵君臣议论，未尝说到底，上下相与皆灭裂而已，则何以待夷狄！”
上又问：“尊号，此于朕无一加损，虽百字亦何补？”余曰：“受与不受，于理皆可也。”上曰：“三尺童子，亦须知受与不受无加损。”
上曰：“朕疑丧除未听乐而彻有嫌。”余极论其当如此。上又疑北使在廷，余曰：“此苟合于礼义，乃所以示夷狄也。臣度陛下圣质如此，必不以行此为难。”上曰：“此有何难，但恐此小节不足为。”余曰：“动容周旋中礼，所以为盛德之至。但恐内无其实，而外为小节以示人，乃非所以应天。”
上曰：“如蕃使坐位会聚处，别设提举官位，如何？”余曰：“州县会聚杂压，各有著令。若令提举官别设位坐，此事怪异，难以为条贯。”
上曰：“范纯仁又有文字，意甚忿，言：‘臣始见陛下用富弼、王安石，臣窃庆忭，以为必能以尧、舜之道致太平。今富弼家居不出，王安石乃以富国强兵霸者之事佐陛下。’”余曰：“范纯仁至中书亦责臣：“本以经术佐人主，今乃以理财为先。”臣答以“正为经术以理财为先，故为之。若不合经术，必不出此”。
余曰：“近日言事者，更曾及学校事否？”上笑曰：“却更不说着。”余曰：“初，李常宣言，以谓臣但以财利开导陛下，不及庠序之教。及今修成庠序、贡举之法，即更置而不言。陛下谓此等何意？”
余曰：“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未有所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上颔之。余曰：“陛下天资超迈，非前代人主所及。然好理财。凡利于理财者，则汲汲而用。至于讲道，则不以为急。不急于讲道，何由见理？见理有不尽，何能运动群臣？”上大以为然。
上又论及榷茶，余以为难。上曰：“今酒亦榷，矾、盐亦榷，何独至于茶而以为难？”余以为榷法不宜太多。
余曰：“理财诚不可缓，然以理财为先，以使能为急，则人将机巧趋利。此俗成，则非人主之利，非天下之福。天下事譬如和羹，当令酸咸适节，然后为和。今偏于理财与使能，非所以为和。明礼义廉耻，以示人崇进忠良，恐不可缓。”
上令召何接求试问，余曰：“接求未可知，恐或只是能作文字，又无行义。”上曰：“言财利，恐不须问他行义。”余曰：“陛下即位以来，德义之教未有以加人；至于学校，则又不以为急。既不得已以理财为先务，更召致无行义之人，则恐于天下观听不足。”
上又问榷铁如何，旸叔亦多言铁冶利害，见讨寻本末。余曰：“汉盐铁所以尤致人议论者，以县官所卖铁器多苦恶，至于农器多不便于民用。今官吏大胜汉武时，若官鼓铸铁器，即必与汉同弊。”上又顾赵抃曰：“王安石造理深，能见得众人所不见。”
上曰：“流俗小人论说不可听。流俗人所共称以为好人者，却不是好人。如王安石，不是智识高远精密，不易抵当流俗毁誉，亦何由能安职？朕极知委他，相公且与协心施为。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须与他勉强施为，若虚过却日月，乃是自弃。”
余曰：“正士君子，固有不为功名爵禄事陛下。陛下似于君子、小人殊未察。”上曰：“知卿无利欲，无适莫，非特朕知卿，人亦具知，若余人即岂可保？”
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卿似未体朕意，诸事切勿为嫌疑形迹。”
密院退，上曰：“人才岂不自知，朕自度不能远略，不过能保祖宗旧业而已。”余曰：“陛下不宜过自退托，以陛下圣质如此，何所不可企及？”
上曰：“张戬言：‘王安石负儒学，并未能为陛下做得事。’朕问他如何做得事？戬言当筑招贤馆，如常秩者，德行为众人所推，必大过人，致之馆中，令执政时往访问政事，陛下亦屈己师之。”
上问：“周公用天子礼乐，有之乎？”对曰：“于《传》有之。”“然则人臣固可僭天子？”曰：“周公之功，众人之所不能为；天子礼乐，众人所不得用。若众人不能为之功，报之众人所不得用之礼乐，此所以为称也。然周用骍而祭，周公以白牡，虽用天子礼乐，亦不嫌于无别。”
上问张端河北盐议，对曰：“亦恐未可为上言。”韩琦亦有文字，曰：“此事恐须少待，今且当以变通财利为先。”上曰：“但理财节用，亦足以富，如此事不为可也。”曰：“今诸路皆用刑辟榷盐，河北虽榷，似未有妨。”因言：“理财诚方今所先，然人主当以礼义成廉耻之俗为急。凡利者，阴也，阴当隐伏；义者，阳也，阳当宣着。此天地之道，阴阳之理也。若宣着为利之实，而礼义廉耻之俗坏，则天下不胜其弊，恐陛下不能得终于逸乐无为而治也。”
王氏云：“陛下诚能慎察义理，而左右不循理之人，敢为妄言以沮乱政事，诚宜示之以好恶。经或言知、仁、勇，或言仁、智、勇，未有先言勇者，独称汤曰‘天乃锡王勇知’者何也？《书》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汤以七十里起于衰乱之中，其初为流俗小人不悦，艰难如此，若非勇知，何能自济？所以能自济，尤在于勇。陛下救今日之弊，诚患不可以不勇。今朝廷异议纷纷，小有才而不便于朝廷任事之人者不过数人，亦不必人人有意。但如今朝士不识理者众，合为异论，则举朝为所惑。”
上因问：“‘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何谓也？”余曰：“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诚也。诚则于物无所蔽，于物无所蔽则明矣。能学先王之道，以解其心之蔽者，明也。明则外物不能累其心，外物不能累其心则诚矣。人之所以不明者，以其有利欲以昏之，如能不为利欲所昏，则未有不明也。明者，性之所有也。”
上患内藏、三司见钱少，余曰：“纳绢差多而不知变转见钱，则积日月至于不可胜多。去年三司以斛斗合纳见钱，乃令变转金银匹帛上京。在京已患金银匹帛多于见钱，乃更令送金银匹帛。外方既折纳到见钱，却须要金银匹帛，诸路不免科买；民被科买，至买银一两用钱千七八。此皆有司不知开阖敛散轻重之权所致。”鲁公曰：“只为人人皆言诸路若般却见钱，则钱荒不便。”又曰：“王安石常以为今钱不少，然人皆患钱少。”余曰：“假令钱少亦无可患，在唐贞观中米斗数钱，可谓钱少。然其时更为乐岁，人无所苦。唯唐中世用两税法，令百姓以钱为税，然后人始苦钱少。此由责人必变粟帛为钱输官，则人人皆当以粟帛易钱，则不得不以钱少为患。此乃上设法为患，非钱少为患也。今二税令人输粟帛，至今令输钱则取情愿，何由能致人患？”旸叔曰：“于古输诚然，今如官中给赐用钱不少，若斗米五钱，则斗米可折得五钱，官中合用钱，何由办给？则钱少亦不得不以为患。”余曰：“今官司用钱为多者，莫如粮草。若钱少而重，则粮草更不费钱。今近边百万贯，不能籴得百万石米。若斗米五钱，则五万贯足致百万石。至于其它用见钱，亦岂能多于粮草？就令用见钱处多，若钱重自可。如今合赐钱处折以他物，此乃人主轻重之权，何至更以钱少为患？”
呈朱越乞小郡，上问朱越，佥取实对，又问越何处人，因甚人说他。余曰：“朱越是江宁人，臣久居江宁，与之相识。言者或以为臣欲差此人知建州，建州地远事繁，无职田，无锡赐，无酬奖。朱越素廉洁有行，居官无败事。又是大卿，比巩申、王秉彝辈只有过之，即无不及。理须与一郡如建州者。”上曰：“闻亦廉介，可惜年老。”佥言其不老，上曰：“若在京，好一见之。”余曰：“虽在京，陛下亦何须见？建州知州自来只是中书差，何足挂圣念？如臣者忠信诞谩之实，陛下乃当审察。若臣诞谩不足信任，便改命忠信之人，付之政事。以天下之大，岂无忠信可任以差除建州知州者？”上曰：“非为如此，只是人言欲考实。”余曰：“陛下每事欲考实，甚善，然所当考实乃有急于建州者。”又曰：“人主防人臣为奸，当博见人，穷理道，考事实。穷理道，考事实，则虽见奸人，无害。博见人，则人臣不能为朋党蔽欺。人臣为奸，尤恶人主博见人。故李逢吉之党相与谋，以为人主即位，当深防次对官上说。”
上论不尚贤，余曰：“尊尊亲亲贤贤，并用先王之政事也。老子不尚贤，是道德之言。”
上曰：“使释老之说行，则人不务为功名，一切偷惰，则天下何由治？”余曰：“如老子言道德，乃人主所以运天下。但中人以下不明其旨，则相率乱俗，陷为偷惰，如西晋是也。”上曰：“乃人主所以运天下，非所以训示众人者也。”余曰：“诚如此。若夫功名爵禄，乃先王所以役使群众，使人人薄功名爵禄，上何以使下？故先王所以运天下，必有出于功名爵禄之外者，而未尝示人以薄功名爵禄也。”
上曰：“商鞅何尝变诈？”余曰：“鞅为国不失于变诈，失于不能以礼义廉耻成民而已。”
“吕公著正所谓‘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如陈襄奸邪，附下罔上，虽放流窜殛，自其常分。欧阳永叔乞致仕，冯固留之，上弗许。余论永叔：以韩琦为社稷臣，则修为忠良，否则修不免为附丽邪人。故如修辈，尤恶纲纪立，风俗变。如此人与一州即坏一州，留在朝廷则专附流俗，坏朝廷政令，留之何所用？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富弼兼此二罪，止夺使相，诚为未尽法。”
余曰：“如今要作事，何能免人纷纭？三代以前盛王，未有无征诛而治也。文王侵阮徂共，以至伐崇，乃能成王业。用凶器，行危事，尚不得已，何况流俗议论？”
呈内藏库紬绢许人户情愿纳见钱事，因曰上：“今岁两浙被三司令，人户情愿纳见钱折税紬绢。薛向近奏添俵预买紬绢钱，乃得平准轻重之意。”
鲁公曰：“议者以为提举官将先催常平，如王广渊义仓事。”余曰：“先催常平物固无害，与义仓事不同。义仓是朝廷令劝诱，岂可先以百姓税物充？常平是出官本贷与，先催有何不可？若不许先催，则是令税足之后，方以枷棒催常平贷物，则自然致人议论。枷棒亦不可废。今和买紬绢若不纳，可不决否？今民间赊贷亦须以枷棒理之。若明示百姓不可以枷棒理，即一散之后，何由可敛？既情愿贷官物，又收息少纵，使枷棒催之，亦何所妨？”
谕常平，陈曰：“此只是财利事，不行得有何所妨？臣在政府，日夕纷纷校计财利，臣实耻之。”余曰：“理财用者乃所谓政事，真宰相之职也，何可以为耻？若为大臣而畏流俗浮沉，不能为人主守法者，臣亦耻之。”
濮王不称皇，乃御史之力。上曰：“称皇是不得耶？”余曰：“无臣而为有臣，孔子以为欺天。濮王以人臣终而称皇，是无臣而为有臣之类。且孝子慈孙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推濮王之心，岂敢当褒崇？然则如此褒崇，非事死亡如生存之道也。”
潞言：“人多言仁义，鲜能行。”上曰：“实能言仁义者不为多。仁义之实，亦自难知。”余曰：“杨朱不知义，墨翟不知仁，惟孟子乃能知仁义。”
韩绛曰：“王安石忠于陛下，所以尽言。”又曰：“安石所言皆是，陛下但听之，三四年后便见效。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言可用，陛下宜省察。”及韩绛求去，安石则曰：“韩绛不宜如此，如此则遂无一人同正论。”
安石曰：“人君为天地万物主，须是盖抹得事过，乃能济天下。”
上云：“卿初任讲筵，劝朕以讲学为先。朕意未知以此为急。”
上云：“卿才德过于人望，朕知卿了得事有余。”&lt;/div&g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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